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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字是晋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词想必也是她拟的。只有四句：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贴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芜同志编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写得最好的一篇，我以为也应该是张充和写的《三姐夫沈二哥》。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历表时，“民族”一栏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选择。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狠劲，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个名堂。黄永玉就是这样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发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时是个顽童，爱游泳（他叫“游水”）。进城后好像就不游了。三姐（师母张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没有看到。我当然更没有看到过。他少年当兵，飘泊转徙，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吃的东西，最好的不过是切成四方的大块猪肉（煮在豆芽菜汤里）。行军、拉船，锻炼出一副极富耐力的体魄。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枝笔打出一个天下。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他在信里说了一些他刚到北京时的情形。——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他应当算是个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摊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我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鼻血痕迹的手稿。他后来还常流鼻血，不过不那么厉害了。他自己知道，并不惊慌。很奇怪，他连续感冒几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边城》一共不到七万字，他告诉我，写了半年。他这篇小说是《国闻周报》上连载的，每期一章。小说共二十一章，21×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这篇东西是他新婚之后写的，那时他住在达子营。巴金住在他那里。他们每天写，巴老在屋里写，沈先生搬个小桌子，在院子里树荫下写。巴老写了一个长篇，沈先生写了《边城》。他称他的小说为“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因此试验了各种方法。为了教学生写对话，有的小说通篇都用对话组成，如《若墨医生》；有的，一句对话也没有。《月下小景》确是为了履行许给张家小五的诺言“写故事给你看”而写的。同时，当然是为了试验一下“讲故事”的方法（这一组“故事”明显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谈》和《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试验一下把六朝译经和口语结合的文体。这种试验，后来形成一种他自己说是“文白夹杂”的独特的沈从文体，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烛虚》）中尤为成熟。他的亲戚，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你的语言是古英语”，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讲创作，不大爱说“结构”，他说是“组织”。我也比较喜欢“组织”这个词。“结构”过于理智，“组织”更带感情，较多作者的主观。他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看看哪一种形式更为合适。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致三姐后来不许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个极其细心，极其认真的义务责任编辑）。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他不大用稿纸写作。在昆明写东西，是用毛笔写在当地出产的竹纸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钢笔，蘸水钢笔。他抓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抓毛笔（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不是洋学堂出身）。《长河》就是用钢笔写的，写在一个硬面的练习簿上，直行，两面写。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写的是行书。不熟悉他的字体的排字工人是会感到困难的。他晚年写信写文章爱用秃笔淡墨。用秃笔写那样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顿挫有致，真是一个功夫。他很爱他的家乡。他的《湘西》、《湘行散记》和许多篇小说可以作证。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一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是不是夹竹桃，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先生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八十岁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凤凰，领着她看了他小说中所写的各处，都还没有大变样。家乡人闻知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样招待才好。他说：“他们为我捉了一只锦鸡！”锦鸡毛羽很好看，他很爱那只锦鸡，还抱着它照了一张相，后来知道竟做了他的盘中餐，对三姐说：“真煞风景！”锦鸡肉并不怎么好吃。沈先生说及时大笑，但也表现出对乡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乡听了傩戏，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沈先生八十岁生日，我曾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端木蕻良看到这首诗，认为“犹及”二字很好。我写下来的时候就有点觉得这不大吉利，没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乡听一次了！他的家乡每年有人来看他，沈先生非常亲切地和他们谈话，一坐半天。每当同乡人来了，原来在座的朋友或学生就只有退避在一边，听他们谈话。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辈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们时充满感情。没有他们的提挈，沈先生也许就会当了警察，或者在马路旁边“瘪了”。我认识他后，他经常来往的有杨振声、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杨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带信，让我到南锣鼓巷他的住处去，我以为有什么事。去了，只是他亲自给我煮一杯咖啡，让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册页。这册页的心子只有火柴盒那样大，横的，是山水，用极富金石味的墨线勾轮廓，设极重的青绿，真是妙品。杨先生对待我这个初露头角的学生如此，则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杨先生和沈先生夫妇曾在颐和园住过一个时期，想来也不过是清晨或黄昏到后山谐趣园一带走走，看看湖里的金丝莲，或写出一张得意的字来，互相欣赏欣赏，其余时间各自在屋里读书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对青年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自己出钱为一个诗人出了第一本诗集。一九四七年，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家中拉了一笔债，沈先生提出卖字来帮助他。《益世报》登出了沈从文卖字的启事，买字的可定出规格，而将价款直接寄给诗人。柯原一九八〇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记起有这回事。他对学生的作品细心修改，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这辈子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也不断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先生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脚页边都裁去，只留一个稿心，这样分量轻一点。稿子发表了，稿费寄来，他必为亲自送去。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他的画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为出手的。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有一阵住在呈贡新街后迁跑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课时进城住两三天。他进城时，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宝贝，借书。沈先生的书是为了自己看，也为了借给别人看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可不多。有些书借出去一去无踪。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怡怡。他们都很高尚清白，无丝毫庸俗习气，无一句粗鄙言语，——他们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九千多元，大概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偶然还写一点，笔下仍极活泼，如写纪念陈翔鹤文章，实写得极好），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实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对历史文物有很大兴趣。他写的关于展子虔游春图的文章，我以为是一篇重要文章，从人物服装颜色式样考订图画的年代和真伪，是别的鉴赏家所未注意的方法。他关于书法的文章，特别是对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见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遛街，总要看看市招，到裱画店看看字画。昆明市政府对面有一堵大照壁，写满了一壁字（内容已不记得，大概不外是总理遗训），字有七八寸见方大，用二爨掺一点北魏造像题记笔意，白墙蓝字，是一位无名书家写的，写得实在好。我们每次经过，都要去看看。昆明有一位书法家叫吴忠荩，字写得极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画店都有他的刚刚裱好的字。字写得很熟练，行书，只是用笔枯扁，结体少变化。沈先生还去看过他，说“这位老先生写了一辈子字！”意思颇为他水平受到限制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见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联上钱南园的四方大颜字，也还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后即喜欢搜集瓷器。有一个时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只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他一度专门搜集青花瓷。买到手，过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对陶瓷赏鉴极精，一眼就知是什么朝代的。一个朋友送我一个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给他看，他说：“元朝东西，民间窑！”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至于茧纸、高丽发笺，那是凡品了（他搜集旧纸，但自己舍不得用来写字。晚年写字用糊窗户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在昆明，搜集了一阵耿马漆盒。这种漆盒昆明的地摊上很容易买到，且不贵。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则是“人弃我取”。其实这种竹胎的，涂红黑两色漆，刮出极繁复而奇异的花纹的圆盒是很美的。装点心、装花生米、装邮票杂物均合适，放在桌上也是个摆设。这种漆盒也都陆续送人了。客人来，坐一阵，临走时大都能带走一个漆盒。有一阵研究中国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各种颜色都有：宝蓝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纹也是各式各样。沈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中国丝绸图案》。有一阵研究刺绣。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镜盒、香袋。不知他是从哪里“寻摸”来的。这些绣品的针法真是多种多样。我只记得有一种绣法叫“打子”，是用一个一个丝线疙瘩缀出来的。他给我看一种绣品，叫“七色晕”，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看了真叫人发晕。他搜集、研究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消遣，是从中发现、证实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越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时充满感情。我在他八十岁生日写给他的诗里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这全是纪实。沈先生提及某种文物时常是赞叹不已。马王堆那副不到一两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说起时非常感动。有一个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连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红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一点不用修改）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由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儿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镇”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别捐给了几个博物馆、工艺美术院校和工艺美术工厂，连收条都不要一个。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从不讲究。他在《湘行散记》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这件长衫我可没见过。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后是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记得是从房东手里买的一件旧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线呢面），他穿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号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饭时总是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超不过两角五分。三姐是会做菜的，会做八宝糯米鸭，炖在一个大砂锅里，但不常做。他们住在中老胡同时，有时张充和骑自行车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回来，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宾胡同时，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头，炒慈姑。沈先生爱吃慈姑，说“这个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传》中说他很会炖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没见他炖过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亚蓉家去，先来看看我（王亚蓉住在我们家马路对面——他七十多了，血压高到二百多，还常为了一点研究资料上的小事到处跑），我让他过一会来吃饭。他带来一卷画，是古代马戏图的摹本，实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问我的女儿：“精彩吧？”那天我给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称道：“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他的丧事十分简单。他凡事不喜张扬，最反对搞个人的纪念活动。反对“办生做寿”。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新华社消息的标题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1988年5月26日
随遇而安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所规定的。1957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我们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看了两三天。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岳嵩山。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阴影。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我是有实际数据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的绿色的呼吸。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我想辩解两句，行么？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辩认”，他辩你认。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跳。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叶面、叶背都得喷到。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我去给他们化装。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嵬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台上有布景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布景。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我连装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1959年底给我们几个人做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收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8月下旬。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效力军台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1962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该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于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一直到1979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二十年了！”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大莲姐姐大莲姐姐可以说是我的保姆。她是我母亲从娘家带过来的。她在杨家伺候大小姐——我母亲，到了我们家“带”我。我们那里把女用人都叫作“莲子”，“大莲子”、“小莲子”。伺候我的二伯母的女用人，有一个奇怪称呼，叫“高脚牌大莲子”。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称呼，可能是她的脚背特别高。全家都叫我的保姆为“大莲子”，只有我叫她“大莲姐姐”。我小时候是个“惯宝宝”。怕我长不大，于是认了好几个干妈，在和尚庙、道士观里都记了名，我的法名叫“海鳌”。我还记得在我父亲的卧室的一壁墙上贴着一张八寸高五寸宽的梅红纸，当中一行字“三宝弟子求取法名海鳌”，两边各有一个字，一边是“皈”，一边是“依”。我大概是从这张记名红纸上才认得这个“皈”字的。因为是“惯宝宝”，才有一个保姆专门“看”我。大莲姐姐对我的姐姐和妹妹是不大管的，就管照看我一个人。大莲姐姐对我母亲很有感情，对我的继母就有一种敌意。继母还没有过门，嫁妆先发了过来，新房布置好了。她拍拍一张小八仙桌，对我的姐姐说：“这是红木的，不是海梅的！”“海梅”别处不知叫什么，在我们那里是最贵重的木料。我母亲的嫁妆就是海梅的。她还教我们唱：小白菜呀地里黄呀……我虽然很小，也觉得这不好。大莲姐姐对我是很好。我小时不好好吃饭，老是围着桌子转，她就围着桌子追着喂我。不知要转多少圈，才能把半碗饭喂完。晚上，她带着我睡。我得了小肠疝气，有时发作，就在床上叫：“大莲姐姐，我疼。”她就熬了草药，倒在一个痰盂里，抱我坐在上面熏。熏一会，坠下来的小肠就能收缩回去。她不知从哪里学到一些偏方，都试过。煮了胡萝卜，让我吃。我天天吃胡萝卜，弄得我到现在还不喜欢胡萝卜的味儿。把鸡蛋打匀了，用个秤锤烧红了，放在鸡蛋里，哧啦一声，鸡蛋熟了。不放盐，吃下去。真不好吃！我上小学后，大莲姐姐辞了事，离开我们家。她好像在别的人家做了几年。后来，就不帮人了，住在臭河边一个白衣庵里。她信佛，听我姐姐说，她受过戒。并未剃去头发，只在头顶上剃了一块，烧的戒疤也少，头发长长了，拢上去，看不出来。她成了个“道婆子”。我们那里有不少这种道婆子。她们每逢哪个庙的香期，就去“坐经”，——席地坐着，一坐一天。不管什么庙，是庙就“坐”。东岳庙、城隍庙，本来都是道士住持，她们不管，一屁股坐下就念“南无阿弥陀佛”。我放学回家，路过白衣庵，她有时看着我走过，有时也叫我到她那里去玩。白衣庵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这是一个小庵，殿上塑着十一尊白衣观音。天井东西各有一间小屋，大莲姐姐住东屋，西屋住的也是一个“带发修行”的道婆子。她后来又和同善社、“理教劝戒烟酒会”的一些人混在一起。我们那里没有一贯道。如果有，她一定也会入一贯道的。她是什么都信的。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二日
学习逻辑，获得智慧“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被尊为“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先生在1918年11年7日向漱溟先生提出的问题。三天之后，梁济在积水潭投湖自尽。我想，梁济先生之死是很冤的。因为他不清楚什么是“好”的定义。其实，当时梁漱溟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但我觉得梁济认为漱溟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不过敷衍一句罢了。于是梁济随便说了一句：“能好就好啊！”然后只能问阎王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谓“士”）提问总是要问到根本、极致的，如果得不到合理回答，就生不如死！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我不能回答。但当我读到了这本叫作《世界的逻辑》的书后，我至少晓得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这本书的作者叫马兆远。我早就认识他了，当年他还是个年轻活跃的小伙子，聪明机敏，善思能干。20世纪末，那时我们量子电子学的研究缺房、缺钱、缺设备，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而当时还是学生的他，居然找到了彼时正红火的山西“煤老板”，要帮我们建设一个研究所。有房、有钱，当然有设备了。这件事虽然最后没成，如今“煤老板”这个词也很少听说了，但我们的科研确实得到了点实惠。当下的成果已今非昔比了，有的实验还在天宫上做呢。马兆远后来去英国留学，在美国访学，后又在北大、清华工作，现在南方科技大学执教。他博览群书，追究世界终极问题，曾出版三本既是高级科普又值得深究的著作：《量子大唠嗑》、《人工智能之不能》和《智造中国》，后者还常被我翻阅。这本《世界的逻辑》手稿已被我没日没夜地啃了一个多礼拜。本书包罗万象，涉及的学科有哲学、语言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美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涵盖古今中外的重要经典著作。说实话，笔者还算是个喜欢读点杂书的人，但对本书作者所列举的外国哲学家、思想家或数学家等，还真有一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现在我们总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人甚至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VUCA，汉译为“乌卡”或“雾卡”。它由英文的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四词的首个字母组成，意思是多变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模糊的。说正处在“乌卡时代”，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科学、技术、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积累，已经达到指数型增长的阶段。在梁济先生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极不好的时代。那么这个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本书就是告诉你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而且你只要仔细地浏览一下目录，包括引言与结语，你就可以大致知道其中的道理了，而且会觉得一切都是正常的。依我粗浅而疏陋的理解，这本书的线索大体是这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对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总要弄个明白：这世界和人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人怎样生存得方便一点……人又是群居动物，在一起劳作与探究的时候总要交流。怎么交流，怎么探究？一是靠感官察觉，二是用语言和符号。后者是人靠想象、思考而创造出来的，是抽象的。“探究”就要靠这种本事，想象、思考、猜测等。也许是偶然，或者还带点必然，古希腊贤人想出来思考还要有一定的形式和方法，还要有点规则，这样思考就会得出一些确定的结果，即知识。知识可以用言辞或符号（含文字）来表达。而这套关于思维的形式、方法与规则的学问就是“逻辑”。古希腊人的逻辑经过阿拉伯人的中转，传给了古罗马人；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发扬光大而有所新进，创造了现代科学体系，使数学、物理等科学光芒万丈。总之，理性通过逻辑使我们对世界有了确定性的认知。即使不用逻辑，我们还有一条路，这就是在“有效描述”下来检验事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数学的进展也带来了知识的许多烦恼与灾难，如无理数、无穷大和无穷小、集合的罗素悖论等。进入20世纪，更多的数学与物理学理论使科学陷入更大的困境。比如，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概率与贝叶斯统计、混沌与蝴蝶效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和海森堡的不确定关系等。相应地，逻辑体系也有了复杂的创新。这样，似乎对于这个世界，复杂、模糊、不确定、不断变易等就是它的本质！这里还不包括像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曾经对笔者说的：“词不达意是常态，人们永远不可能用语言来完整、准确地表达头脑里的思想。”也就是说，人造的符号还不一定能全面、正确地反映人的思维，总可能还会有点扭曲或丢失。这种局势大概就是梁济先生所恐惧的，是极不好的。我们却对此处之泰然，认为没有什么不好。人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认知和控制整个世界；何况“世界”还是有“界”的，“界外”还有什么以及为什么有，我们就更不可能认知和掌控了。至于如何应对这样的局势，本书结语告诉我们，还在于通过学习逻辑，获得智慧。上面笔者对本书平淡干瘪的叙述，当然不可能道出这本厚达600余页的书于万一了。这本书沿着历史的径迹，用严谨的语言进行描述和辨析，不时还来点幽默、诙谐和揶揄，或用严密的数学符号计算、演绎、推导和论证（科学数字与数学符号的演绎、推导、验证对于年已93的我，有时难免还有点力不胜任，个别地方原著可能还有点小瑕疵）。故而，你得将它作为教科书来严肃地研读。但是，其中还穿插着大量五彩缤纷的故事和名人轶事，你还可以将它作为小说来捧读，非常有趣，心情快哉！作者要将如此悠久的历史、浩瀚的文献和繁复的事实串联起来，建构成一本有条理、有系统的书，着实费了许多功夫，真可谓“玉汝于成，功不唐捐”。所以，我要推荐大家快乐地来读。不过，读者如果没有一点数理基础知识的积累，要领会本书可能还有点难，大学本科的阅历还是需要的。我想，上面这些我对本书的理解，也许就像书中所描述的：维特根斯坦在以《逻辑哲学论》为题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面对两位主审官罗素和摩尔直白地说过：“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因此，我是不够资格来为本书写序的。不过，承蒙作者好意，愿意接受它，就只好滥竽充数了。是为序。
自得其乐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我在构思一篇作品时，我的孩子都说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是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说，得有点业余爱好。我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大学三四年级唱了一阵昆曲，吹了一阵笛子。后来到剧团工作，就不再唱戏吹笛子了，因为剧团有许多专业名角，在他们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门弄斧，还是以藏拙为好。笛子本来还可以吹吹，我的笛风甚好，是“满口笛”，但是后来没法再吹，因为我的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我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当然从描红模子开始。我记得我描的红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十六个字其实是很难写的，也许是写红模子的先生故意用这些结体复杂的字来折磨小孩子，而且红模子底子是欧字，这就更难落笔了。不过这也有好处，可以让孩子略窥笔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乱写的。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兴，要亲自教我《论语》，并日课大字一张，小字二十行。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这两本帖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中选出来的。祖父认为我的字有点才分，奖了我一块猪肝紫端砚，是圆的，并且拿了几本初拓的字帖给我，让我常看看。我记得有小字《麻姑仙坛》、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从一个姓韦的先生读桐城派古文，并跟他学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初一暑假，我父亲拿了一本影印的《张猛龙碑》，说：“你最好写写魏碑，这样字才有骨力。”我于是写了相当长时期《张猛龙》。用的是我父亲选购来的特殊的纸。这种纸是用稻草做的，纸质较粗，也厚，写魏碑很合适，用笔须沉着，不能浮滑。这种纸一张有二尺高，尺半宽，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间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这以后，我没有认真临过帖，平常只是读帖而已。我于二王书未窥门径。写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乐毅论》，放下了，因为我很懒。《行穰》、《丧乱》等帖我很欣赏，但我知道我写不来那样的字。我觉得王大令的字的确比王右军写得好。读颜真卿的《祭侄文》，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颜字，并且对颜书从二王来之说很信服。大学时，喜读宋四家。有人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这话有道理。但我觉得宋人字是书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点是少拘束，有个性，我比较喜欢蔡京和米芾的字（苏东坡字太俗，黄山谷字做作）。有人说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则终身摆脱不开，想要升入晋唐，就不可能了。一点不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打一个不太好听的比方，一写米字，犹如寡妇失了身，无法挽回了。我现在写的字有点《张猛龙》的底子、米字的意思，还加上一点乱七八糟的影响，形成我自己的那么一种体，格韵不高。我也爱看汉碑。临过一遍《张迁碑》，《石门铭》、《西狭颂》看看而已。我不喜欢《曹全碑》。盖汉碑好处全在筋骨开张，意态从容，《曹全碑》则过于整饬了。我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尺宣纸一裁为四。这样把书桌上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正儿八经地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了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写行书。写真书，太吃力了。偶尔也写对联。曾在大理写了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字大径尺。字少，只能体兼隶篆。那天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霸悍，亦是快事。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为武夷山一招待所写过一副对子：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我小时爱看他画画，看他怎样布局（用指甲或笔杆的一头划几道印子），画花头，定枝梗，布叶，勾筋，收拾，题款，盖印。这样，我对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领会。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结束劳动后，倒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摘了帽子回京，到剧团写剧本，没有人知道我能画两笔。重拈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元书纸，于写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气，少抒郁闷。这样就一发而不可收，重新拾起旧营生。有的朋友看见，要了去，挂在屋里，被人发现了，于是求画的人渐多。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我也是画花卉的。我很喜欢徐青藤、陈白阳，喜欢李复堂，但受他们的影响不大。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辨花形。这幅画现在挂在我的家里。我的一个同乡来，问：“这画画的是什么？”我说是：“骤雨初晴。”他端详了一会，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我常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曾用干笔焦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代简，寄给一个老朋友，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为宗璞画牡丹，只占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今年洛阳春寒，牡丹至期不开。张抗抗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我给她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我的画，遣兴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自怡悦”，用以押角，是实在话。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儿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蕻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是一种轻量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没有人坐着炒菜的），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做菜待客，须看对象。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来，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在宴请几次后，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说是这样别致一点。我给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她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国乡情耳。台湾女作家陈怡真（我在美国认识她），到北京来，指名要我给她做一回饭。我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贝烧小萝卜。我知道台湾没有“杨花萝卜”（只有白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诧：味道鲜甜如此！我还给她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台湾咋会有干巴菌呢？她吃了，还剩下一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带到宾馆去吃。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靖华吃柿霜糖了。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看菜谱），多做。一个菜点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时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干代）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声动十里人。我很欣赏《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不知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这样的话，也不许说么？
新校舍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坟主的后代大都已经式微或他徙了，联大征用了这片地并未引起麻烦。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昆明气候温和，冬天从窗洞吹进一点风，也不要紧。宿舍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没有留心过这样的宿舍共有多少间。我曾在二十五号宿舍住过两年。二十五号不是最后一号。如果以三十间计，则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联大学生约三千人，工学院住在拓东路迤西会馆：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计起来，可以住得下。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让双层床靠墙直放，向右看齐，不少人给它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字，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结邻而居的，多是谈得来的同学。也有的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学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睡靠门的上铺，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他是历史系的，姓刘，河南人。他是个农家子弟，到昆明来考大学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担行李走来的。——到昆明来考联大的，多数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乘滇越铁路火车来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来的。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到昆明来的。我和历史系同学怎么会没有见过面呢？他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我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床睡觉。一般说，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从来也没有办事职员来查看过。有人占了一个床位，却终年不来住。也有根本不是联大的，却在宿舍里住了几年。有一个青年小说家曹卣，——他很年轻时就在《文学》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他是同济大学的，却住在二十五号宿舍。也不到同济上课，整天在二十五号写小说。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个肥皂箱就够用了。上面一个，面上糊一层报纸，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来学士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宿舍区南边，校门围墙西侧以里，是一个小操场。操场上有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体育主任马约翰带着大一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条猎裤，从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他上体育课不说中文，他的英语带北欧口音。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我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操场上有一个篮球场，很简陋。遇有比赛，都要临时画线，现结篮网，但是很多当时的篮球名将如唐宝华、牟作云……都在这里展过身手。大路以东，有一条较小的路。这条路经过一个池塘，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成为一个岛。岛上开了很多野蔷薇，花盛时，香扑鼻。这个小岛是当初规划新校舍时特意留下的。于是成了一个景点。往北，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顶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学生在外面等着。一开门，就争先进去，抢座位（座位不很多），抢指定参考书（参考书不够用）。晚上十点半钟，图书馆的电灯还亮着，还有很多学生在里面看书。这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大图书馆我只进去过几次。这样正襟危坐，集体苦读，我实在受不了。图书馆门前有一片空地。联大没有大会堂，有什么全校性的集会便在这里举行。在图书馆关着的大门上用摁钉摁两面党国旗，也算是会场。我入学不久，张清常先生在这里教唱过联大校歌（校歌是张先生谱的曲），学唱校歌的同学都很激动。每月一号，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应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可是从来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国民月会有时请名人来演讲，一般都是梅贻琦校长讲讲话。梅先生很严肃，面无笑容，但说话很幽默。有一阵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劝大家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说：“有一位同学说，‘我吃了那么多次，也没有得过一次霍乱。'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开国民月会时，没有人老实站着，都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发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太阳竟是十三只角（按规定应是十二只）！“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队枪杀三位同学、一位老师）发生后，大图书馆曾布置成死难烈士的灵堂，四壁都是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大香大烛，气氛十分肃穆悲壮。那两天昆明各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于途。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八个人一桌，四个菜，装在酱色的粗陶碗里。菜多盐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魔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教西洋通史（这是文学院必修课）的是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学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这样两学期平均，才能及及格，这怎么办？到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八十五，及格还有富余！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有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西南联大的课程可以随意旁听。我听过冯文潜先生的美学。他有一次讲一首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冯先生说他教他的孙女念这首词，他的孙女把“吴山点点愁”念成“吴山点点头”，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一直记得。吴宓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我很有兴趣地去听。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夜里，系图书馆很安静，只有哲学心理系有几只狗怪声嗥叫——一个教生理学的教授做实验，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经结扎起来，狗于是怪叫。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墙外一派鼓乐声，虽然悠远，但很清晰。半夜里怎么会有鼓乐声？只能这样解释：这是鬼奏乐。我确实听到的，不是错觉。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因此我和历史系那位姓刘的河南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对这一警句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有一个冬青社（联大学生社团甚多），颇有影响。冬青社办了两块壁报，一块是《冬青诗刊》，一块就叫《冬青》，是刊载杂文和漫画的。冯友兰先生、查良钊先生、马约翰先生，都曾经被画进漫画。冯先生、查先生、马先生看了，也并不生气。除了壁报，还有各色各样的启事。有的是出让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让的衣物就放在大门旁边的校警室里，可以看货付钱。也有寻找失物的启事，大都写着：“鄙人不慎，遗失了什么东西，如有捡到者，请开示姓名住处，失主即当往取，并备薄酬。”所谓“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学贴出启事：“寻找眼睛。”另一位同学在他的启事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一个大问号。他寻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镜”。新校舍大门外是一条碎石块铺的马路。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有加利树（即桉树，云南到处皆有）。马路北侧，挨新校舍的围墙，每天早晨有一溜卖早点的摊子。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煎鸡蛋饼。一个瓷盆里放着鸡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摊在平铛上，煎熟，加一把葱花。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鸡蛋饼煎得两面焦黄，猪油吱吱作响，喷香。一个鸡蛋饼直径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馋。晚上，常有一个贵州人来卖馄饨面。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拨在汤里下面。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贵州老乡毫不迟疑地说：“桃花面！”马路对面常有一个卖水果的。卖桃子，“面核桃”和“离核桃”，卖泡梨——糖梨泡在盐水里，梨肉转为极嫩、极脆。晚上有时有云南兵骑马由东面驰向西面，马蹄铁敲在碎石块的尖棱上，迸出一朵朵火花。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1992年7月5日
我的母亲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遵什么。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姐姐回信说：叫“强四”。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这么个名呢？是小名么？也不大像。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行四。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我只记得我父亲用一个煤油箱自制了一个炉子。煤油箱横放着，有两个火口，可以同时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另外还记得我父亲雇了一只船陪她到淮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我只能从母亲的画像看看她。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她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一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冬菜。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摞橱”、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桑树都长得很好，干粗叶大，是湖桑。我的继母幼年丧母，她是跟姑妈长大的，姑妈家姓吴。继母的姑妈年轻守寡。她住的房子二梁上挂着一块匾，朱地金字：“松贞柏节”，下款是“大总统题”。这大总统不知是谁，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吴家家境不富裕，住的房子是张家的三间偏房。老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和子，一个叫小和子。两个儿子都没上学校，念了几年私塾，专学珠算。同年龄的少年学“鸡兔同笼”，他们却每天打“归除”、“斤求两，两求斤”。他们是准备到钱庄去学生意的。我的继母归宁，也到她的继母屋里坐坐，但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三间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我父亲到老丈人那边应酬应酬，说些淡话，也都在“这边”陪姑妈闲聊。直到“那边”来请坐席了，才过去。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她有时准备出门做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女儿经》有几个版本，她念过的那本，她从娘家带了过来，我看过。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她有时念经《：金刚经》、《心经》、《高王经》。她是为她的姑妈念的。她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面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她死于肺病。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叫我“曾祺”——我这时已经六十六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她今年八十六岁。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载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作家》
川江鱼记陶灵哭五个月大的时候，家里人给我开荤。奶细娃儿肠胃弱，受不了太油腻的东西，奶奶熬了一碗鲫壳儿汤。这算是荤，但一点不油。鲫壳儿就是鲫鱼，一般只能长到一拃长。熬汤前有讲究，奶奶先是用清水把鲫壳儿养在盆里，并滴几滴菜油，透去肠肚里原来吃的污浊东西。下锅前，又抓起鲫壳儿跟我亲了个嘴儿，说今后不流口水了。长大后，奶奶摆我的“老玄儿”，说：拿鲫壳儿跟他亲嘴儿，他胆子小，吓得“哇”地一下子哭了起来。十来岁时，跟父母第一次去乡下过年，看二爸在堰塘打鱼。网里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红鲤鱼，很好看，二爸取出来给了我。我把小鲤鱼养在一只木盆里，放进几根水草，一心想把它养大。可当天夜里，小鲤鱼蹦了出来，渴死了。早晨，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鲤鱼，我泪水一下子流出来，伤心极了。读小学时，每个假期我都去镇上的姑妈家玩。邻居的四平大我半岁，我俩是好朋友。他家后院有个方石水缸，里面养了很多金鱼，黑色的鼓眼鱼、狮子头红金鱼、红白粉色相间的花鱼……我和四平伏在池边，一看就是大半天。有一个下午，我又去他家，四平不在。突然，我脑子里念头一闪：悄悄捉几条回去。我赶忙伸手去摸，手刚入池，鱼儿一晃，全游跑了。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条都没捉到。咚咚咚心跳中，看见池边的小漏网，是换水时用来捞鱼的。于是拿起小漏网，毫不费力地捞到两条。姑妈放工回家，看见灶台海碗里装的金鱼，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即要我送还回去。我不情愿，也心虚，不敢。结果姑妈自己端着碗，把金鱼还回了四平家。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去玩，四平和同街的几个小伙伴站在街沿口，嘴里不停地喊着：盗强、盗强……我一下就听懂了，他们把“强盗”二字反起念的。顿时觉得一点脸面也没有，跑回家，躲起来哭了很久……子三峡库区蓄水前，入夔门，东出瞿塘峡。峡口南边，一条小溪注入川江。溪水清澈，青山倒映，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秀丽的名字：黛溪。黛，青黑色的颜料，古代女子用来画眉。有点遗憾的是，黛溪后衍为大（dài）溪、大（dà）溪。不过仍有文化人写作“黛溪”。1935年，取溪之名，这里设大溪乡至今。长江中游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新石器“大溪文化”遗址，就在大溪入江口西岸被发现。遗址的灰坑墓葬中，整条鱼被摆放在死者身体的两侧，或胸前，或嘴上、手上。考古人员在堆积层中还发现大量鱼骨，其中一个约一米见方的坑里堆了厚厚一层，不像是扔垃圾那样随意，而是可以看出摆放顺序来。从大溪回城只有十来公里水路，我们坐一只小渔船。途中，老渔民摆龙门阵：长江中下游的鱼，骨、刺比较软，一进南津关，到了川江里，都变硬了。同行的两位诗人不解。老渔民顺手指了指江中，解释道：川江到处都是滩，水流得这么急，鱼喜欢斗滩，都往上冲，身子骨就变硬了，它的骨和刺当然要坚硬些哟！我明白这个道理，并且知道，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鲟本来生活在近海，但每年要逆江洄游约三千公里，到达川江与金沙江交汇一带产卵。就是要经过这种长距离洄游和与川江激流的搏击，它的性腺才完全成熟，顺利产卵。川江属古巴人活动范围。有四川学者解读“巴”就是鱼，鱼就读“巴”。至今，重庆有地方仍有读鱼为巴的习俗：鱼篓喊“巴篓”；峡江中一种长倒刺的鱼叫“倒刺鲃”。在初中课文里读过《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于，便是古战中鼓舞士气的一种军乐器。它用青铜铸成，圆桶形，桶顶有一个鋬鋬儿，穿绳子吊起来，拿棒槌敲打，声响浑厚，传播很远。川江多地出土的于为战国时期物品，鋬鋬儿铸为虎形。巴人首领廪君死后化为白虎，巴人因此尚虎。虎鋬周围都铸刻着鱼、船、鸟、蛇、人面及菱形回纹图案，因不能完全解读其意，归类为“巴蜀符号”（或称“巴蜀图语”）。这些符号简单，并且十分抽象，唯独鱼图案具象刻画，头尾、嘴眼、鳞鳍俱全，非常逼真。有学者认为，巴人善使船，善捕鱼，所以于上铸刻鱼和船作装饰。也有专家说，那鱼只是个衬托，船上旌旗飘然，战鼓耸立，战船无疑才是主角。鱼及其他符号的装饰性毋庸置疑，但鱼作为战船配角之说，未免牵强。从刻画位置看，鱼与战船分居虎鋬的两侧，彼此间隔多个符号，互不映衬。再者，配角焉有比主角逼真、突出的理由？川江地区出土的很多战国时期的兵器，也大都铸刻有鱼纹。甚至广东、湖南、台湾等地出土的同时代于和钺、戈兵器上，也都有比较写实的鱼形图案。巴蜀地区大量的汉墓中，石棺壁上凿刻鱼图案的情形也十分普遍，线刻与浮雕手法都有，一般与蛇、龙鱼、天禄等物同时出现。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李渔，其经典著作《闲情偶寄》里有篇说“鱼”的文章，曰：“鱼之为种也，似粟千斯仓而万斯箱，皆于一腹焉寄之……”翻译其意：鱼产卵，多得像粮仓里的小米一样，都装在一肚里。鱼，腹大多子，作为“巴蜀符号”，寓意在其繁衍生息。于上的鱼和兵器、石棺壁上的鱼，以及大溪墓中之鱼、鱼骨，用意不难理解：民间盼多子，战场愿兵多。渔李渔在《闲情偶寄·鱼》中首先说“渔”：鱼藏在水里，把水作为它的天，自以为与世无争，可以保证不受到人类兵器的伤害……其实不需要把水抽干，就有很多捕鱼的方法。《山海经》记，猿人的臂很长，单手就可以在水中抓鱼，两只手各握一条大鱼上岸。西晋文学家潘安写过一篇游记《西征赋》，在长安昆明池看到百姓捕鱼，先布好网，再用长木棒敲击船舷，鱼惊慌而逃，窜入渔网被获。川滇交界地区，每年春季，群鱼游到溪河浅滩产卵。当地纳西族和普米族人，用木刀砍鱼。没有木刀，就用木棒打，基本上是刀刀（棒棒）必中。民国中期，云南苦聪人妇女，钓鱼连钩都不用，鱼竿上绑一根麻绳，麻绳头子直接系上蚯蚓，丢在水中。等群鱼游过来吞食时，猛地一拉，不仅钓起了鱼，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直接甩进旁边的鱼篓里。唯手熟尔。抗战期间，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1941年5月9日、10日，有多颗炸弹投入了嘉陵江中，几千条鱼被炸上岸或漂浮在江中，以鲤鱼最多，最大的二十多公斤。江上船工纷纷捡捞起来，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每条四元，比平时便宜了一半，很快卖完。当年重庆的鱼按品种分为四个等级：鲇、鳊、江团、岩鲤与鲤鱼、青鱼为甲乙等，卖价大概比猪肉高一倍；丙等的草鱼、象鱼、腊子鱼比猪肉价稍高一点；丁等的白鲢、花鲢卖价比猪肉略低。同事老郑讲了一件往事：1961年，他去拖轮队当钳工。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为增加职工营养，队上领导安排他们组装电打鱼船。当时重庆至少有三家水上单位在弄，领导打气说：“我们不搞，别人照样搞，只要职工不得水肿病，我就心安理得了。”十来天后，他们在一艘拖轮上装了一台五十千瓦的发电机组，有三根高压线抛入江中。电打鱼船在川江上试车，那天，电闸一合上的那刻，江面上翻起无数白花花的鱼肚皮。三条木划子跟在后面，水手拼命地用舀子捞。水流太快，只好捞大的，更多的鱼虾被冲走了。以后，他们隔三岔五都能分到一些鱼。有一天，电到一条八百多斤的腊子鱼，除上交公司一部分外，每个职工分到一斤。很多年后，他才知道，腊子鱼就是中华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水上单位的几条电打鱼船，电得川江和嘉陵江沿城区几十公里水域无鱼可电了，这才罢手。二十多年前，三峡库区还没蓄水时，冉小毛跟老汉儿在三坝溪打渡。有一天，船刚撑出去，一条三斤左右的鲢鱼蹦上船头，落在冉小毛脚边。他丢下籇竿，双手摁住鱼。正掌舵的老汉儿慌忙地叫喊道：“莫让它跑了，赶快咬一口，要咬出血来！”冉小毛不知何故，带着疑惑，按老汉儿说的，用嘴巴把鱼咬出了血。晚上，这条鲢鱼下了父子俩的肚。冉老汉儿喝着酒，边吃鱼边说：“江里的东西，无缘无故蹦上了船，不是好兆头，它是来放信的。咬一口，出了血，就破了灾。”禁公元前316年，张仪灭巴蜀后，与张若在成都挖土筑城，留下城东、北、西和西北几个大土坑，下雨后灌满了水，冬夏不枯竭。张仪便用这些土水坑养鱼，并取了好听的名字：千秋池、龙坝池、柳池、天井池。到了唐代，这些养鱼池都还在。土水坑中最著名的万岁池，距城十里，有八百亩之巨，池坎周围种有榆树、柳树固土。清代时，附近庙寺的方丈在池中遍种白莲，又称莲花池。这是巴蜀地区人工养鱼最早的记载。旧时养鱼，在溪河捞取鱼苗。每年春季，群鱼在近岸产卵，附在水草上，捞草得卵，孵化鱼苗。为获取更多鱼苗，沿溪河的百姓专门绑扎草排，放在靠岸的水中。清道光年间，忠县翁家凼、桃花凼等地农民，清明节前，将柏树树枝投入川江洄流处，更容易附着鱼卵。隔几日后，再把柏树枝移到浅水凼里，鱼苗孵出，用篓子挑到各处售卖。鱼产卵，多聚集在溪河岸边和江中石梁与洄水沱等水流平缓处，常有人趁机大捕大捞亲鱼（有繁殖能力的雄鱼或雌鱼）牟利。民国后期，重庆市场上鱼值钱，一斤相当于三十斤大米的价值，普通人家吃不起，非大宴席也不备鱼。清光绪三十年（1904），巴县正堂在木洞镇告示：上自普慈岩，下至白沙沱，每年正月初至四月底，不准拖网捕鱼，违者提案审究，拿获捕胎鱼者，送交保甲局赏钱一千文。普慈岩江中石梁，为长江珍稀鱼类聚集繁殖之地。而云阳汤溪河一个姓郭的乡绅，民国时立下乡约：凡是鱼产子期间，在汤溪河钓鱼，不罚钱，则重打板子。打板子就是打屁股。躺在板凳上，当着众人面，脱了裤子被打，又痛又受羞辱，十分长记性。这个乡约有点粗野，不过俗世俗人俗事，大可不必深究。清代和民国时期，川江及支流溪河毒鱼的现象尤其严重，以至于各地州县正堂大人不得不在大路旁、溪河边、渡口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刻石树碑，广告民众，禁止毒鱼。至今，川渝两省市泸县、合江、巴中和涪陵、万州、巴南等地江河溪流岸上，留下了十多处禁毒鱼虾的石刻告示。在涪陵马武镇清溪沟，我见过一尊石碑，感叹它的精美和壮观。石碑总高约六米，树立于清光绪六年（1880），在一个大水潭边，面朝大路，四棱台碑座，碑身用近四米高的整块长方体青石凿制，宽与厚约一米，正面上方从右至左横刻一行小字“涪州正堂沈示”，中间均匀地竖刻“禁止毒鱼”四个楷书大字，每个字径有七十来厘米。近看，笔力雄健，雕工精细，一笔一画深凿，深至八厘米，阴刻的錾痕都整整齐齐，丝毫不乱。碑顶为歇山式，飞檐翘角，庄重而灵动。当地村民说，碑顶原立有一只雕狮，可惜已被损毁。这尊石碑被列为了涪陵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一次看罗中立《父亲》，读出画中三个亮点：用线和布条包扎的食指、竹管儿圆珠笔、白瓷土碗沿边上的蓝色鱼纹。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民，割谷子时食指弄破了一条小口，撕下一块布条用棉线包扎起来，伤口上包敷的说不定是门斗灰或蜘蛛网（壁钱幕）；晒干的谷子归仓，一筐一筐过秤，用圆珠笔记下一笔笔数码码儿，累了，也渴了，歇会儿气，端起一碗老荫茶，顺手把笔插在头帕里，就像习惯在耳朵上夹支烟一样随意（谁知这一插，备受争议）；那碗沿边上的鱼，是老农两只黑眼眶里不留意就难发现的微弱光点——谷子年年有余。读《父亲》的年代我也读诗，但文友余胖哥写的朦胧诗我都读不懂，唯独这首四句总共十五个字的诗一直记得：夜水中一弯新月鱼儿不要忘了鱼钩
两难王红曹魏末年，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临刑前，嵇康将十岁的儿子嵇绍托付给朋友山涛（字巨源），安慰儿子说：“有山巨源在，你就不是孤儿。”待嵇绍长大成人，天下已姓司马，魏变成晋。山涛向晋武帝举荐嵇绍，嵇绍正闭门隐居，想要推辞。山涛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天地运转，春夏秋冬都在不停地变更，何况人呢？希望嵇绍与时俱进，做个识时务的俊杰。嵇绍视山涛如父，听从了他的建议，出仕，在晋武帝、晋惠帝父子两朝为官。晋惠帝司马衷是有名的弱智皇帝，他的天下自然觊觎者多。他做皇帝十多年，国家就没安定过。皇后作乱，兄弟叔侄互相攻打（八王之乱），惠帝只是个被不同人物捏在手里的傀儡。嵇绍在惠帝朝任侍中，忠心耿耿保卫着这个低能天子。公元304年，东海王司马越奉惠帝北征，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与成都王司马颖激战。司马越的军队大败，百官与皇帝的侍卫四散奔逃，只有嵇绍临危不乱，端正冠带，挺身向前，用自己的身体为惠帝抵挡刀锋箭镞。乱军逼近皇帝的车驾，飞箭如雨般射来，嵇绍当场被杀死在惠帝身旁，鲜血溅了惠帝一身。战事平息后，侍从为皇帝换下血衣，昏庸的皇帝竟然说出一句明白话：“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留下血衣作为纪念。历史开了个沉甸甸的玩笑，41年前，在司马昭篡魏之心路人皆知时，嵇康坚持不合作的态度，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从容死在司马昭的屠刀下。41年后，嵇康的儿子也从容赴死，却是为了保卫杀父仇人的孙子，成了晋王朝的忠臣烈士。唐代人修《晋书》，嵇绍入了《忠义列传》，位居第一。按传统观念看，嵇绍是忠臣，却又是父亲的不孝儿子。对这种矛盾，前人议论纷纭，顾炎武《日知录》的《正始》篇还据此阐发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意蕴。限于篇幅，此处姑且不论。但顾氏补充了一个例证：与嵇绍同时期，还有个叫王裒的人，因父亲王仪为司马昭杀害，坚决不仕西晋，授徒著书，隐居终身。同样的遭遇，不同的处世方略，让人不由得遐想：当年，嵇康为何要将儿子托付给山涛？假使嵇绍不是由山涛教养长大，又会怎样？山涛圆通、善与时周旋，嵇康应是深知的，而山涛重情义和为人老成可靠又是嵇康深深信任的，所以他在写了那一篇尖锐淋漓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公开表示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宣言）后，仍将未成年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阮籍不许儿子效仿名士放达的行为，高傲的嵇康在《家诫》中教儿子言行规矩，甚至庸碌。有谁能真正体会一个身处黑暗血腥时代的父亲的痛苦与无奈？东汉党锢之祸中的范滂，慷慨赴死，毫无惧色，对未成年的儿子交代遗言时却沉痛惶惑、令闻者堕泪：“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恶绝不可为，而为善者却像我这样人头落地。孩子啊孩子，你的路该怎么走呢？刑场上的嵇康，在抚琴弹奏《广陵散》时，内心是否也泛起过同样的惶惑与无奈？
失眠记华 之睡眠不会来，可还是睁着眼睛，巴巴地等，痴情得像一块望夫石。于是，那些夜晚的细部，就像每天落在这个世界上的尘埃一样，被我用眼睫的小刷子仔细扫下来，收集在记忆的玻璃瓶里。夜晚，躲在墙根下弱弱弹唱的蛐蛐，节奏是这样的：唧唧，唧唧唧，唧唧……从纱窗眼里窸窸窣窣挤进来的小蛾蠓，有时一脚踩空，扑通一下掉在靠窗的茶色案几上，估计摔蒙了，揉揉膝盖，挣扎半天才复又展翅，试着绕行几圈，然后快速飞走。窗框里慢慢移进一张白生生的月亮的脸，仔细看，脸上还有淡淡的斑，但丝毫不影响它难以言说的神秘和盛大之美。水样的月光透过窗棂，从床角披沥到地上，居然有几何图形一样温柔又生硬的线条和折角。一辆汽车从窗外的马路上驶过，一道明亮的光柱，从屋顶飞速扫到墙上，倏忽又消失不见。半夜，外面还有酒鬼忘情的歌声，桀骜少年尖厉的呼哨，摩托车几乎飞起来一样拉成直线的鸣响。身边的小女儿睡梦之中翻一个身，双脚蹬开被子，袒露出鼓鼓的小肚皮，嘴里哼哼唧唧说一句什么，挨着枕头一侧的小头发弯弯绕绕贴在汗湿的脸上。起身去卫生间，鱼缸里的小鱼们居然也没睡，还在悠然自得地吐着泡泡。途经客厅，蟹爪兰的盆边趴着一朵翡翠红的柱形花朵，修长的桃叶形花瓣琉璃一样薄脆、透亮，垂着长而娇俏的花蕊，开得无声无息，又招摇迷人。这样的夜晚，真的是天地生动，万物有情。唯独被我苦苦等待的睡眠迟迟不来，一直不来。时间长了，身体终于先于意志垮塌，我感觉自己等不了了。看医生，找偏方，买了安神的药来吃，配合运动，练习瑜伽，喝核桃壳里夹心木泡的水，泡脚，数羊，睡前喝牛奶，床头放一盘洋葱，听催眠音乐……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都试了，还是收效甚微。我开始怀疑上辈子做了什么对不起睡眠的事，才遭它这一生如此嫌弃。断断续续几年之后，吃安眠药终于也无法入睡了。每天晚上，脑子里好像一直有一个小人，在药力麻痹周围所有神经之后，依然披坚执锐英勇无畏地坚守着清醒的隘口。于我，黑夜和白天再无界线，日月颠倒，一片混沌。而混沌之中，那个小人依然披坚执锐，东挡西杀，守着最后一块任何药物都无法涉足的清白之地。人长期没有睡眠会怎样？就像一张纸，一直摊在灼烫的太阳下暴晒，最后干燥、脆薄、枯悴，用手轻轻一捅，瞬间支离破碎。某天，一位朋友在路上看见我，吓得大吃一惊。她说我的眼窝深陷，能放进两只鸟蛋。我那时已无心说笑，只是恍恍惚惚点着头应付。她推荐一位老中医给我，说得吃中药调理，不能再忽视。街巷偏僻处，找到那位须发皆白的老中医。他给我号脉，望闻问切，然后慎重地开出一剂药方，末了又给出一个奇特的药引：农家养的芦花白老母鸡的鸡蛋壳。母亲为此专门回了一趟老家，买来邻居玉娥婶散养多年的芦花鸡下的蛋，叮嘱我每天早上用开水冲一碗鸡蛋茶，茶喝了补身子，蛋壳留着做药引。吃了几十服中药之后，有一点作用了，草木们一点点积蓄力量，收复失地，拓宽疆土，每晚渐渐可以还给我三四个小时的安眠。但还是会早早醒来，听着窗外公路上车辆轰然经过的声音，看着一道道车灯光划过窗棂，直到窗户像煮熟的鸡蛋一样微微泛白，然后，人声、车声一点点躁动起来，像一只缓缓苏醒的巨大蜂巢。母亲说草木通人性，它知道你的病在哪儿，所以要坚持吃一段中药，能除根。可草木何止是通人性，它们是完全舍了自己来救我的，是我的恩人啊。想起小时候跟着几个堂哥一起上山挖药材，我挎着竹篮，背着小镢头，在芜杂的草丛里，细细辨认紫花地丁、柴胡、甘草、车前子、牛筋草。挖回来的药草摊在院子里晾晒，枝叶间细碎的小花数日不凋，一院都是山野的清香。现在，我的书桌上养了两盆富贵竹，我专门在网上搜了栽培方法，定期浇水，换水，每月添加一次营养液，但它的叶子还是开始泛黄，完全没有竹子的勃郁之气。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这竹子一样，温度环境稍不适宜，就不自在，睡不着觉，活得蔫巴巴的。莫非我也是一株草，非要在山间田野，在干硬的黄土和陡峻的地堰下，在凌乱的杂草和密集的刺蓬间，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土壤？外公去世三周年的那天，母亲又带我回到村庄。外公去世之后，外婆执意一个人住在家里。母亲虽然经常担心外婆，但老家有老院，有老妈，这让母亲的牵挂有了踏实的安放之地。舅舅妗妗，孙子孙女，远远近近的亲戚都赶来卸孝。白天设宴待客，晚上宾客散后，我们就住在外公家的老院里。母亲和外婆坐在床沿上叠着白麻布的孝衣，嘀嘀咕咕说着外公生前的一些事情，我坐在母亲身边，一边听，一边插嘴问白天见到的亲戚各自是谁，和外公有怎样的瓜葛。窗外依然是浓稠的黑，还是那盏橘子一样的灯，在小屋里静静散射着暖黄的光。灯下坐着三个相貌相似的女人，母亲像外婆，而我像母亲。灯光显影了生命河流里的一些细节，我们手里忙着琐碎的事情，感觉时间又闲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困了，就偎在母亲身边躺下，枕着外婆陪嫁的绣花枕头，盖着带有樟脑气味的缎面大花棉被，闭目养神。隐隐约约听见几句母亲和外婆的对话——妈，李家沟那个男的是谁？一个老朋友。他咋认识你的？以前在村里当大队干部时，去县里开会，遇上就认识了。我看他和你很熟的样子。嗯……妈，你想我伯不想？我最近做梦老梦见我伯。母亲管外公叫伯。…………母亲和外婆后来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就彻头彻尾地睡着了，连半点梦的残渣也没有。早上自然醒来，头有点疼，欠下睡眠的长长账单，一时间还难以完全偿还，却已是神清气爽，像外婆养在窗台下那盆吃透了水的支棱棱的葱兰。母亲说，你昨晚睡得真熟啊，还打呼噜，早上都没敢叫你起来吃早饭。母亲又夸那个老中医的医术好，药开得对症。我想了想，感觉应该是无意中加入了另一味药引——村庄的夜晚。那个老中医说，人的心脏就像蛋黄一样，加入蛋壳当药引，就是为了把心保护好。而在村庄那夜，是一枚鸡蛋又被放到了柔软的草垫上。那些密不透风的黑暗，像一层看不见的厚厚的壳，护佑着村庄里的人，让他们魂梦皆安。我也猜测那晚外婆后来说了什么。她到底想不想外公呢？也许会想吧。人只有在离开之后又回来，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拥有什么。比如说，那被我遗落在故乡村庄里的安眠。
茶花赋／杨朔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她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点零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桩心思。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见，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枝猩红的花来。听朋友说：“这不算稀奇。要是在大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花期一到，各样品种的花儿争奇斗艳，那才美呢。”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普之仁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彤彤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普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名目花色多得很。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普之仁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水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不长吧？”普之仁说：“活的可长啦。华庭寺有棵松子鳞，是明朝的，五百多年了，一开花，能开一千多朵。”我不觉噢了一声：想不到华庭寺见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普之仁误会我的意思，赶紧说：“你不信么？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听老人讲，上千年了，开起花来，满树数不清数，都叫万朵茶。树干子那样粗，几个人都搂不过来。”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势。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他的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逝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普之仁愣了愣，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
树与柴火／废名我家有两个小孩子，他们都喜欢拣柴。每当大风天，他们两个，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真是像火一般的喜悦，要母亲拿篮子给他们到外面树林里去拾枯枝。一会儿都是满篮的柴回来了，这时乃是成绩报告的喜悦，指着自己的篮子问母亲道：“母亲，我拣得多不多？”如果问我：“小孩子顶喜欢做什么事情？”据我观察之所得，我便答道：“小孩子顶喜欢拣柴。”我这样说时，我是十分的满足，因为我真道出我家小孩子的欢喜，没有附会和曲解的地方。天下的答案谁能像我的正确呢！我做小孩子时也喜欢拣柴。我记得我那时喜欢看女子们在树林里扫落叶拿回去做柴烧。我觉得春天没有冬日的树林那么的繁华，仿佛一枚一枚的叶子都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了。冬日的落叶，乃是生之跳舞。在春天里，我固然喜欢看树叶子，但在冬天里我才真是树叶子的情人似的。我又喜欢看乡下人在日落之时挑了一担‘松毛'回家。松毛者，松叶之落地而枯黄者也，弄柴人早出晚归，大力者举一担松毛而肩之，庞大如两只巨兽，旁观者我之喜悦，真应该说此时落日不是落日而是朝阳了。为什么这样喜悦？现在我有时在路上遇见挑松毛的人，很觉得奇异，这有什么可喜悦的？人生之不相了解一至如此。然而我看见我的女孩子喜欢跟着乡下的女伴一路去采松毛，我便总怀着一个招待客人的心情，伺候她出门，望着她归家了。现在我想，人类有记忆，记忆之美，应莫如柴火。春华秋实都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看着火，应该是看春花，看夏叶，昨夜星辰，今朝露水，都是火之平生了。终于又是虚空，因为火烧了则无有也。庄周则说：“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创造意义〔挪威〕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年轻时，我认为西塞罗所说的“只要拥有一座花园和一个图书馆，就拥有了一切”，是无趣的中年人的真理，与我想要成为的人相去甚远。我之所以这样想，也许是因为父亲似乎对花园情有独钟，有时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花园里。现在，我也步入百无聊赖的中年，开始听天由命了。文学与花园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它们都在狭小的区域里，孕育着某种在其他方面未曾定义的、没有边界的事物。现在我不仅能够看到这种联系，也在培育它。我喜欢这个短语——“天凉的日子”，它唤醒了我心中的某种东西，一种阳光灿烂的漫长夏日里的深邃感。到了下午，风从海上吹来，随着太阳在天空中下沉，阴影逐渐扩大，孩子们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爆发出一阵欢笑声。在天凉的日子里，在生命之中，当它结束的时候，当我不再在这里的时候，这里的景色依然存在。这也是我望向窗外时意识到的一点，从中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安慰。我们走过这个世界时注意到了它，但它并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创造意义的方式只是世界上众多可能中的一种，森林、平原、高山、大海和天空，它们都有自己创造意义的方式。世界是不可翻译的，但并非不可理解。我们只需知道一个简单的规则，即世界通过无数的生命和生物所表达的一切，后面没有问号，只有叹号。
第二滴眼泪罗翔我们是浅薄的，所以无须伪装成智者。苏格拉底说，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正因为我们的浅薄，所以我们一生都要有学习的动力。当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我们仰望无尽的天空，就会越发感到自己的无知，从而更多地寻求智慧。我们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很容易忽视虚荣的本性。人在追求美善的同时很容易出现一种负斜率，那就是因着这种追求让我们陷入新的自恋。作家米兰·昆德拉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海边，看到世界是那么美好，落日辉煌，他感动得流下了第一滴眼泪。接着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眼泪感动，流出了第二滴眼泪。他感动于自己的感动——我居然如此卓尔不群，远超庸俗的众人，可以因落日余晖而感动。我们很容易陷入第二滴眼泪的试探。虚荣会再一次将我们带进荒诞的深渊。
路遇一只蝴蝶李汉荣当我从它身边路过时，它很快转过身来，热情地围绕着我，旋转了至少三圈。我停下来，静静地站立，希望它停在我的肩上或手上，我愿意成为它歇息的驿站。我这么想着，就急忙掏出手机，准备抢拍我与它合影的照片和视频。也许它会成为一个网红蝴蝶，它斑斓的身影，将飞遍全网。这里的春天也将获得无数打赏和点赞。可是，它却失望地转身，头也不回地飞走了。它拒绝拍照，它拒绝上网，它拒绝当网红，它拒绝与我合影留念。也许，就在接触我时，它才发现，我不是它记忆里属于春天的事物。我忽然醒悟：我，只是从春天路过，却并没有为春天增添任何有价值的内容，比如一缕芬芳、几滴露珠、一点清洁的气息，更没有像我父亲生前那样，出门总是扛一把锄头，揣一袋种子，按节气的线索，深情而熟练地为春天整理出清晰的思路，也顺便为问路的蝴蝶或蜜蜂，指引飞行的路线。我无所事事地从春天走过，举着手机，不停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好像一个无聊的枪手，对着似是而非的幻象的标靶，连续瞄准连续扫射，然后，收获空空如也的存在感和自欺欺人的美感。总之，我没有给春天增加半点春意，春天却因为我的无所事事，也有了无所事事的空虚和无聊。对春意特别敏感特别钟情的蝴蝶，当零距离接触我的时候，它才发现：这个从春天路过的家伙，他的身上，竟没有丝毫春意，没有丁点可爱的气息。蝴蝶认为，这个人的到来，只是让春天的叙述出现停顿，只是让它的探春路线出现了迷失和混乱。而且，由于这个游手好闲家伙的半路阻隔，蝴蝶严谨的春日行程被推迟了：因了我，春天的部分叙事错了，土地的部分节奏错乱了，我耽误了一种植物与另一种植物相约的时间，我耽误了一朵花与另一朵花相逢的机缘。也许，因为我的不合时宜的出现和阻隔，一种即将出现的奇异花卉，很遗憾地将永不会出现——我的出现和阻隔，导致了蝴蝶在春天关键环节的遗憾缺席。这就是说：因为我的出现，许多美好的事物或许将不再出现。也许情况并不那么严重，因为我本身也不那么重要。那就给我留点自尊和面子，客气一点说吧——由于我的出现和阻隔，这个春天，至少有两种花蕾推迟了花期，至少有三只采访的蜜蜂和两只探春的蝴蝶，因花期被推迟，它们对春天的探访，连续扑空。蝴蝶转身，头也不回地飞走了，望着它斑斓的背影，我感到很惭愧：在它的印象里，我该是怎样乏味、怎样空洞、怎样贫困的一种东西呀。
须知世上苦人多李汉荣路两旁的行道树忍受着尘埃废气的污染和丑化，固执而严肃地葱绿起来了。远山把一抹抹青黛，渲染给古老的苍穹。该绿的地方，都绿了。忽然记起两句诗：顿觉眼前春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是的，顿觉眼前春意满；然而，须知世上苦人多。在西环路十字路口，我看见一位年轻母亲骑着电动车过来。红灯亮了，车停下，我才看见车后座上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她背着双肩书包，右肩上还另外斜挎着一个装着画板画笔的印有某艺术培训中心标志的小书包。她双手搂着妈妈的腰，紧贴着妈妈的后背，睡着了。她显然太累了——我望着母女俩，心里猜想着女孩的情况——她刚上小学不久，父母又为她报了培训班，今天是周末，本想好好休息，但作业还没做完，又要去练习绘画。连续的睡眠不足，女孩实在太累了，可是别的孩子也是这样的，自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就这样，大家都被一种通用的枷锁给绑架了，生存成为一场苦役、煎熬和没完没了的挣扎。就在妈妈骤然停车时，小女孩打了一个激灵，但她并没有抬头、睁眼，而是耸了一下身子，更紧地贴向妈妈的后背。我注意到她的双肩书包上，印有小白兔的装饰画，猜想女孩是属兔的吧，在女孩上小学的那天，父母为她买了这个快乐小兔子的书包，希望她有活泼、快乐的童年和学习生活。可是，兔子快乐吗？女孩快乐吗？童年快乐吗？兔子在山野里总是被什么东西追赶和惊吓，兔子终生都惊慌地狂奔在亡命的路上。孩子们呢？孩子们又是被什么追赶着，被什么惊吓着？而父母们呢？又是被什么追赶着，被什么惊吓着，被什么侵扰着？我注意到这位年轻母亲的目光和神色，是的，看得出来，她是有点憔悴、忧郁和焦虑，她那年轻的尚且秀气的脸上，不见有热情、希望、优雅、贤淑、安详、从容等等属于母亲的应有气息鲜明地由内向外漫溢，哪怕只是一部分漫溢也好啊，可是几乎都没有。我看到她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对生活的不安、恐惧、烦躁和焦虑。绿灯亮了，车轮开始奔腾，年轻母亲的电动车和紧贴着母亲后背打盹的小女孩，还有她肩上的书包以及书包上快乐的小白兔，以及那画板和画笔，以及她那在颠簸的车上因极度疲倦打盹的样子，连同那年轻母亲焦虑的神色——这一切，很快汇入奔腾的车流人潮，湮没于沉闷的日子或喧嚣的日子里了。但是，我总是放不下那个瞬间，心里总是担心和害怕：十字路口，红灯亮了，年轻的母亲骤然停车时，小女孩打了一个激灵，但她并没有抬头、睁眼，而是耸了一下身子，更紧地贴向她妈的后背，她在颠簸的车上继续颠簸着打盹。我希望，女孩紧贴着妈妈，而她的妈妈是坚强和温暖的，是可以依靠的。那么，那年轻的妈妈，她又紧贴着什么呢？又有什么是她可以依靠的呢？我想，任何人活在世间，都多少需要依靠点什么。人无法依靠虚无去战胜虚无，人无法依靠不公去改变不公，人无法依靠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去超越命运。人无法背负着恐惧和焦虑的重压，去渡过人生的沧海。我希望，妈妈们能渐渐靠近希望，渐渐贴紧希望，进而将自己变成希望。生活果能如此，我那放不下的心，也许，慢慢就会放下来。我想把我的心，放在我的心上。可是，我的心，仍是一颗总是放不下、总是悬空着的心。
鸟与狗的游戏李汉荣从废弃的飞机场路过，看见三条流浪狗也在闲逛，其中一条狗显得特别兴奋，奔跑着忽又停下来，汪汪叫几声，很生气的样子，接着又跑起来，好像在追什么，要报复谁。我停下来观察，才发现原委：有一只小鸟——好像是野画眉，正在与这条狗做游戏，逗它玩。画眉从空中俯冲下来，落在狗面前，叽叽叽连声叫着，好像在说，快过来，快过来！那狗扑过去，画眉却猛然飞起，升空，狗把头仰着，无可奈何地对天空汪汪汪骂几句，停下，转身欲走，那画眉又从空中飞下，落在狗前面不远处，叽叽叽，叽叽叽，莫生气，莫生气，那狗气得又追赶，画眉又飞起，升空。如此，五六遍。鸟与狗的游戏玩了许久，我看了许久。我没有插话，没有参与，也无法参与。我觉得是鸟在捉弄狗，狗也感到自己被鸟耍了，就生气，很愤怒。我的观感是：鸟浪漫、空灵，有美感和幽默感，有生活情趣；狗长期沉溺于吃喝、谄媚和性，庸俗而势利，对不指向实用功利的纯审美活动毫无兴趣，不理解也不参与略带艺术性的游戏，而且极端缺乏幽默感，鸟聪明、灵性，又会飞，既在地上玩，也在天上玩，玩风，玩雨，玩云，在“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良辰美景，鸟还玩过天国的豪华玩具——玩彩虹。多年前，我曾见过一群鸟，在彩虹里飞来飞去，好像在为天国的盛大节日点赞、剪彩。喜欢文学和哲学的人，经常讨论人的诗性、人的超越性、人高洁的神性。我们希望通过真诚的道德修炼和精神修为，在世出世，处凡超凡，让人生之旅成为一种走向神圣和纯粹的朝圣过程，即——我们生而为人，却努力像神那样去思想和追寻。其实，受制于历史时空和生物性锁链，人很难达到这个境界。倒是鸟，达到了人无法抵达的境界。鸟不用追求什么超越性、诗性和神性，鸟，自带超越性、诗性和神性。鸟过的，就是神的生活。鸟在地上觉得乏味了，有点抑郁了，就飞上天空，剪云，裁雾，沐雨，追日，拜月，数星——这些都是鸟喜欢做的古老游戏，一边在高高的天上做游戏，一边俯瞰那个叫人间的地方，却什么也看不到，只看见一片尘埃，除了尘埃，还是尘埃。鸟见过大世面，鸟不会迷信什么神魔妖怪，鸟不会谄媚和崇拜任何帝王将相富豪权贵，鸟不承认宇宙间会有这么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鸟的眼里，人们崇拜的那些东西，都是垃圾，都是尘埃。在天上一次次俯瞰尘世，鸟见过大世面，鸟有一颗天高地远的心，哪怕只是一只小小鸟，也有一颗无限心。我不知道鸟对人有什么观感和评价，但是可以肯定，鸟根本就瞧不起庸俗势利的狗。狗，除了见过另外的狗，见过争抢骨头的狗的战争，见过靠摇尾乞怜讨来的残汤剩饭，见过势利的主人，还见过什么世面吗？狗见过什么高尚美好的事物吗？当然，这不能全怪狗。天意让狗匍匐在地，狗只能认真做一条狗。灵性的鸟懂得这个道理，知道做鸟不易，做人艰辛，做狗更难。但每当鸟又到天上飞翔遨游一番，被“八方浩然气，万里快哉风”的辽阔气象震惊得如醉如痴，它的胸襟和心灵也被引领和扩展到无限高远的境界。可是，返回地面一看，狗却还是那“不知天高不知地厚只知哪里有块肉骨头”的混吃等死的样子。鸟就觉得匍匐在地摇尾乞怜的狗终究还是太猥琐太庸俗，境界太低了。于是决定给狗们做点启蒙教育，让狗们看看天空和无限，想想今生和遥远，超越一点，空灵一点，浪漫一点，至少，有趣一点，如此修行，此生堪慰。可是，狗蒙昧已久，其愚在心，其俗在骨，其贪在髓。对这样的狗，开智不易，启蒙太难。天真的鸟，就决定先与狗做做略带艺术感的游戏，逗它玩，引导它懂得一点趣味和幽默，然后，再继续唤醒和培养狗的灵性与智慧。于是，就有了废弃机场上鸟与狗的游戏画面。
想北平／老舍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但要让我把北平一一道来，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是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得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艺，可是此地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弦／何其芳当我忧郁地思索着人的命运时，我想起了弦。有时我们的联想是很微妙的。一下午，我独步在园子里，走进一树绿荫下低垂着头，突然记起了我的乡土，当我从梦幻中醒来时，我深自惊异了，那是一棵很平常的槐树，没有理由可以引起我对乡土的怀念，后来想，大概我在开始衰老了，已有了一点庭园之思吧。现在我想起了弦。我们乡下，有一个算命的老人，他的肩上是一个蓝布笔墨袋，一张三弦。当他坐在院子里数说着人的吉凶祸福，他的手指就在弦上发出琤瑽声，单调，零乱，恰如那种术士语言，但我那时是一个孩子，对那简单的乐器已生了爱好，虽说暗自想，为什么不是七弦呢，假若多几根弦一定更悦耳的。我很难说我现在想起的弦到底是那老先生手指间的，还是我想象里更繁杂的乐器，但我已开始思索着那位算命老人自己的命运了。假若我们生长在乡下落寞的古宅里，那么一个老仆，一个货郎，一个偶来寄食的流浪人，于我们是如何亲切啊。我们亲近过他们又忘记了。有一天，我们已不是少年了，偶尔想起了他们，思索着他们的命运。有一天，我们回到那童年的王国去了，在夕阳中漫步着，于是古径间，一个老人出现了。那种坚忍地过着衰微的日子的老人，十年或者二十年于他有什么改变呢，于是我们喊：“你还认识我吗，算命先生？”他停顿着，抬起头，迟疑地望着我们。“你已不认识我了。你曾经给我算过命呢。”我们说出我们的名字。他首先沉默着，有点儿羞涩，一种温和的老人常有的羞涩，随后絮絮的问起许多事情。因为我们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他呢，他刚从一座倾向衰落的大宅第回来。那是我们童时常去的乡邻，现在已觉疏远了，正迟疑着是否再去拜访一次。我们一面回想着过去，一面和这过去的幽灵似的老人走着，问答着。“明天来给我再算一次命吧。”“你们读书先生早已不相信了。”“不，我相信。”我们怎样向他解释我们这种悲观的神秘倾向呢？我们怎样说服这位对自己的职业失了信心的老人呢？从前，有人嘲笑他时他说：“先生，命是天生的，丝毫不错的，我们照着书上推算呢。”他最喜欢说一个故事，“书上说，从前有两个人，生辰八字完全相同，但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叫化子。什么道理呢？因为一个是上四刻生，一个是下四刻生。一个时辰还有这样的差别呢。”“那么你算过你自己的命吗？”嘲笑者说。“先生，”他叹一口气，“我们的命是用不着算的。”现在，他经过了些什么困苦呢，他是在什么面前低下了他倔强的头呢？他也有一个家吗？在哪儿？我们想问终于又不问了。但他不待问就絮絮的说出许多事故，先后发生在这乡村里的，许多悲哀的或者可笑的事故。只是不说他自己。也许他还说到他刚去过的那座大宅第里已添了一代新人了；已没有从前那样富裕了；宅后那座精致的花园已在一种长期的忽略中荒废了。在那花园里曾有我们无数的足迹，和欢笑，和幻想。我们等待着更悲伤的事变。然而他却停止了，遗漏了我们最关切的消息，那家的那位骄傲又忧郁的独生女，我们童时的公主，曾和我们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而又常折磨着我们小小的心灵的，现在怎样了？嫁了，或者死了，一切少女的两个归结，我们愿意听哪一个呢？我们想问终于又不问了。我们一面思索人的命运，一面和这算命老人走着，沉默着，在夕阳古径间。于是暮色四合。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我们停顿着，抬起头，迟疑地彼此对望一会儿。“请回去了吧，先生。”于是我们说：再见。再见：到了分歧的路口，我们曾向多少友伴温柔地又残忍地说过这句话呢。也许我们曾向我们一生中最亲切的人也这样说了，仅仅由于青春的骄矜，或者夸张，留下无数长长的阴暗的日子，独自过度着。有一天，我们在开始衰老了，偶尔想起了那些辽远的温暖的记忆，我们更加忧郁了，却还是说并不追悔，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吧。但什么是命运呢：在老人或者盲人的手指间颤动着的弦。
祖父死了的时候／萧红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眼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母。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我联想到母亲死的时候。母亲死以后，父亲怎样打我，又娶一个新母亲来。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到院子去玩玩吧！”祖父说了这话之后，在我的头上撞了一下，“喂！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黄金色的橘子落到我的手中。夜间不敢到茅厕去，我说：“妈妈同我到茅厕去趟吧。”“我不去！”“那我害怕呀！”“怕什么？”“怕什么？怕鬼怕神？”父亲也说话了，把眼睛从眼镜上面看着我。冬天，祖父已经睡下，赤着脚，开着纽扣跟我到外面茅厕去。学校开学，我迟到了四天。三月里，我又回家一次，正在外面叫门，里面小弟弟嚷着：“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但不是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地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怎么跌的？”“就是在后屋，我想去解手，招呼人，也听不见，按电铃也没有人来，就得爬啦。还没到后门口，腿颤，心跳，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没跌断了腰……人老了，有什么用处！爷爷是八十一岁呢。”“爷爷是八十一岁。”“没用了，活了八十一岁还是在地上爬呢！我想你看不着爷爷了，谁知没有跌死，我又慢慢爬到炕上。”我走的那天也是和我回来那天一样，白色的脸的轮廓闪现在玻璃窗里。在院心我回头看着祖父的面孔，走到大门口，在大门口我仍可看见，出了大门，就被门扇遮断。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并没说出一个永别的字。我回来看祖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苍凉地在悲号。马车停在喇叭声中，大门前的白幡、白对联、院心的灵棚、闹嚷嚷许多人，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咣咣！”黑色的，半尺厚的灵柩盖子压上去。吃饭的时候，我饮了酒，用祖父的酒杯饮的。饭后我跑到后园玫瑰树下去卧倒，园中飞着蜂子和蝴蝶，绿草的清凉的气味，这都和十年前一样。可是十年前死了妈妈。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我饮了酒，回想，幻想……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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