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在地上，脚踝那跟粗大的绳索就紧紧地套着，我的双脚已经麻了。我很饿，也很渴，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吃过东西了。周围的环境很陌生，我只记得自己被装进了一个麻袋里，之后的事儿就都不清楚了。屋子很暗，地板是冰凉的，我却早已经放弃了呼救，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徒劳。太困了，我的脑子昏昏沉沉，我比任何时候都想睡觉。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却突然感觉到肚子里动了一下，里面的小生命似乎在提醒着我：妈妈别放弃，妈妈救我……猛地睁开了眼睛，我的命不重要，可是我的孩子很无辜，就算是为了她，我也不能就这么任人宰割！环顾四周，这里只有我自己，而现在困住我的，就是脚上绑着的这条绳子，只要挣脱了它，我就能逃走了。于是，我的双脚开始来回摩擦，它们渐渐恢复了些知觉后，我试着蹬着捆住我的那条绳索，我惊奇地发现，它居然一点点松动起来。似乎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我加大了力度，我低头对说着：孩子，别害怕，妈妈一定会逃出去的，妈妈绝对不会让你受苦……脚上的绳索已经松了许多，这时，我突然听见外面有动静传来，还有说话的声音，紧接着我就看到门被打开了。走进来的是一男一女，男人大概三十来岁，带着眼镜，样子略显斯文，那女人却老得多，看起来，他们应该是一对母子。老女人一见了我，先是愣了愣后，转头盯着男子，语气中带着质问：“她怎么还活着？你应该一早就杀了她！”这话让我心里一惊，禁不住往后缩了缩身子，我看到那男子低着头神色略带不安：“……我从来，从来没有做过这事儿……我……我不敢……”“不敢？……”老女人眉头一扬：“你不敢，难道想我让来动手！？”“不是……不是……”男子赶紧解释。见他依旧低着头，根本不敢看自己一眼，老女人似乎很生气：“你给我等着！”说着，她快步走进了厨房里。客厅里只剩我和他，男子抬眼看着我，我与他对视着，他的样子似乎比我还害怕。脚上的绳索已经越来越松了，我小心地摩擦着，生怕被他们发现了，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便是我一定要逃走。老女人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她将刀递到男子面前：“用这个解决了她！不要再耽误时间了！”老女人的口气依旧冰冷，不带一丝商量的余地，男子迟疑了一下，最终他接过了对方手中的利器。我看见他举着菜刀一步步朝我逼近了，尽管他的身子在颤抖，可他却似乎不敢违背身后那个女人的可怕要求。我开始流泪，我哽咽着祈求：“不要杀我……不要……我肚子里还有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听了我的哀求，他的神色有些不忍，瑟瑟地回头，去被身后的女人怒斥着：“别想让我再替你动手！这一次，你必须亲自干掉她！”他似乎点了点头，又一次看向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微张的双唇露出他用力咬合的牙齿。继续向我逼近，我看见他颤抖地越来越厉害，而身后的老女人丝毫不为所动，依旧是喋喋不休地念叨着：“一下子就解决了……就那么一下子，手起刀落！一定要快！……”“不要啊……不要……”我依旧在祈求，虽然它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男子走到我身边，他抓住的我的一只手臂，我在挣扎，用力挣扎。而与此同时，我的双腿已经完全挣脱了绳索的束缚。看见我如此强烈地反抗，他似乎被我吓住了，身后的老女人也开始咆哮起来，我感觉到他抓住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咬了一口他的手，他疼得大叫了一声，随即放开了我。大门没有关，我飞快地朝那边跑过去，老女人眼疾手快，她抢先一步跑过去关上了门。关上门的老女人嘴里骂骂咧咧地，她在骂男人的无能，并让他赶紧过来将我抓起来。我又朝客厅里跑去，那男人和老女人对我围追堵截，我拼尽全力，我只有一个信念，我不能让他们抓住我，我得离开这里！站在客厅中间，他们一前一后地堵住了我，老女人眼中微微带着一丝兴奋：“我看你往哪儿跑，居然能自己挣脱绳索，挺厉害的啊……”说着，她就要朝我扑过来，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我突然看一间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了，也来不及做出什么判断，我飞快地朝那房间窜了过去。这是一间很温馨的屋子，中间的床上一个有什么东西在一动一动的。近了，我才看见，那是一个小婴儿，红红嫩嫩的皮肤，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就是一堆紫葡萄，她的嘴巴很可爱，一下一下地努着。看见这个孩子后，我的心里微微泛起了一丝甜蜜，又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要不了多久，我的孩子应该也能像她一样，亲自看一看这个世界了。“别动……别动我的孩子……”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转身，看到一个穿着居家服的年轻女人正朝我小心走来。她的眼中带着几丝惊恐，我看见她可怜巴巴的样子，心中禁不住就泛起了一丝怜悯，我说：“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孩子……”她试探性地一点点走到我身边，正当我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两只手臂被人反着抓了起来。一回头，我就看到了抓住我的正是年轻女人，只是此刻她的一张脸阴冷无比。“你抓到她了？”进来的正是那个老女人，她看了看睡在床上的孩子后，又盯着我：“她没伤到孩子吧？”见对方摇摇头，老女人似乎松了一口气。这一次，我是被老女人架着出来的，她的手比刚才那个男人的手有力地多，无论我怎么挣扎，也丝毫动弹不得。我不断地哀求着，她的脸上却丝毫看不到怜悯，老女人冲一旁的男人吼了几句：“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刀递给我！”男人哦了一声，赶紧照做。我的脖子被老女人翻过来，抬得很高，我的眼睛只能看到厨房的天花板，脖子那个感觉有什么东西划过，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疼痛。鲜血从我的脖颈不断涌了出来，停止了挣扎，我的身体渐渐没有了知觉，最后我感觉自己被扔在了冰冷的地板上。灵魂飘在半空中，在意识仅存的时刻，我看见自己的额身体被肢解成了一块一块的，而我的孩子从我的肚子里取了出来，就放在我的旁边…………卧房的门开了，她端着一碗热乎乎的东西走了进来，女儿此刻正坐在床上逗着孩子，她皱了皱眉，这个月子，女儿坐得真够受罪的。“把它喝了吧……”她把东西递给女儿。看着女儿大口大口地喝着汤，她叹了一口气：“当初你也不知道看上他啥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抬的，就图他长得白净？那么大一个男人了，连一只鸡都不敢杀，还能干什么啊？！”“妈……你就别再责备他了……我觉得她挺好的……再说，现在谁还自己杀鸡啊，市场上都有现成的……”女儿小声说道。母亲的眼中很不屑：“市场上的鸡能跟你舅舅养的比？你就知道维护他！快喝吧……这可是一只老母鸡，肚子里还有蛋，月子里补身子，是最好的了……” 完！！！！ 小小玩笑，不成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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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叫裘正，自从第一天进监狱起就有狱警找我麻烦。今天早晨他们又来了，我实在忍不住，打了其中一个最凶的狱警，随后被关了一周的禁闭。 从禁闭室出来，我被带往一条以前从未走过的走廊，走廊尽头有一个房间，斑驳地写着“2026”。 一阵寒气从后背窜起，我猛然想到这几个数字代表的含义。 2026，疯子吃肉——339！ “我不去！我不进去！”我挣扎着要往外跑。铁门“轰”的一声关死了，待我回过头，339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 “听说你给了路警官一巴掌？”339睁开了眼，“做得好，我很欣赏你。” “呵，呵呵……”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有站在角落干笑。 “我想杀了他，你要不要加入？” 谋杀狱警？如此疯狂的想法，也只有疯子才敢想。听说他刚进黑岛监狱就领导囚犯大闹了一场——那时他还没疯，后来暴动平息，他被单独关在了2026号牢房。 而在2026，才是339疯狂到让人们谈虎色变的开始。 有一阵子339喜欢上音乐，于是他没日没夜地唱歌，惹恼了附近几间牢房的囚犯。其中一个骂得最凶，叫嚣着出了牢房要弄死339全家。 随后在一次防火演习中，339用牙刷捅死了那个人，之后还吮吸他颈动脉的血。更的是，法医验尸时怎么也找不到死者左手的无名指和尾指，传说是被339吃掉了。 于是才有了流传在黑岛监狱的传说——2026，疯子吃肉！ 339见我不吭声，问道：“你新来的？几号？”愣了片刻，我收回嘴边的“裘正”，对他说：“789。” 从我的角度看去，339面目有些阴郁。过了许久，他才说道：“已经这么多人了吗……789。”我下意识接口：“叫我裘正就行。” 339猛然抬头，死死地盯着我，他站起身，缓缓向我走来。 “你、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来这种鬼地方。 他侧过身，贴着我耳边说道：“裘正，我需要你帮助我——越狱！” 2.爆炸新闻 339拉我坐在冷硬的床板上，强迫我接受他说出的黑岛秘闻。 “我不是疯子，我是无辜的！”339注视着我的眼睛，“不光是我，这里所有的囚犯都是无辜的！” 我尽量克制，不让自己鄙夷的神情流露出来。犯人会是无辜的？我装出感兴趣的模样：“怎么会？‘' 339说：”一切还要说到十年前，你不觉得黑岛监狱里的犯人年纪都差不多大吗？“ 我点头，心里却更加笃定339这个疯子在胡说八道，跟我同一间的狱友就是个老大爷。 339看我认真听他所言，满意地点点头。他刚要继续，忽然警觉地站起身来，快走两步，耳朵贴在牢门上。 有人！果然，不一会儿，一名狱警打开房门进来了——路警官！ “什么脏风把路警官吹来了？”我不客气地说。 哪知路警官压根没往我这边看，他径直来到339面前，道：“今天又送走一个。” 339闻言猛然抬头，双眼透出仇恨的光芒：”这次又是谁——你真要全部害死才肯停手？疯子！“ “你的时间不多了，好好考虑吧。”路警官说完，自顾自地往外走。 什么！他们居然私自处决囚犯！我瞬间吓得浑身发颤，刚才那样挑衅路警官，他会不会处决我？ 眼看铁门又要锁上，我向路警官大喊道：“放我出去！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指着339，“他要……” 路警官走远了。 昏黄的灯光下，339讥笑道：“愚蠢。你以为向他告密，就可以让自己住在单人囚室？还是说，你想离开这黑岛监狱？”339说，“太典型的囚犯心理。想要离开这儿，这些都是行不通的。” 我嘴唇发干，面上却强自镇定道：“你有办法？” “有，杀了路警官。” 我心中暗暗鄙视自己，居然跟这个疯子讨论起来了！ “你不要相信他穿的一身制服，那都是骗人的。路警官是个刽子手——他杀了典狱长！” 大新闻！我眼睛瞪得溜圆，心里莫名骄傲起来，不枉我和小陈以身犯险，这次的头条还不把主编惊到爆炸！ 没错，我裘正根本不是什么犯人，而是卧底来找新闻的记者！ 339说，路警官在黑岛监狱一手遮天已经长达十年了，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十年前他杀了典狱长夺权所致。 “现在的狱警全是向他交过投名状的心腹；而那些不肯就范的，这些年来要么失踪，要么意外身亡。”339怨恨道，“要终结黑岛监狱，必须杀了路剑鸣！” 然而就在我和339相安无事度过一晚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对这个看似正常的骗子加疯子彻底失望了o因为这天上午，典狱长通过广播重申了黑岛守则，并且宣布了新一批的假释名单。 死了声音还这么洪亮？我打定主意不再理339，并趁放风的时候偷偷和小陈接头，问他这几天有没有新发现。 小陈看到我，眼神恍惚了一下，接着，他紧紧攥着我的囚服，哀求道：“裘哥，你去找邢部长，放我走吧！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呆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小陈，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不过别担心，我们不会有危险的——邢部长的职位比这些狱警高很多，他会吩咐这些人照顾我们的，放心。等我们拿到了大新闻，主编肯定会给咱俩升职，再坚持—下！” 小陈被我说动，点了点头。这时警铃大作，一瞬间，所有狱警都条件反射般拿出武器，喝令犯人回到囚室。然而，在推搡间我隐约听到他们在小声谈论：邢部长死了！ 3.越狱计划 听说邢部长是昨天傍晚时分七吊死的，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法医初步判断为自杀。但是黑岛监狱却全面戒备，狱警值勤也由一天两班增加为一天四班。 我彻底慌了，在黑岛监狱我们只认识邢部长一个人，只有他知道我们根本不是罪犯。他死了，我和小陈怎么办？ “你认识邢部长吗？就是今天死的那个，你知不知道他和谁关系最好？” “裘正，你有些慌，在想什么？”339反问道，“邢部长自从黑岛监狱建立以来就一直负责内勤采买，当年在路剑鸣暴乱时也是保持中立，不过……我却知道他和典狱长关系最好，因为他是典狱长最早的一批学生。” “学生？” “典狱长死后，邢部长一直隐忍不发保全自己，这次应该是哪儿出了差错被路剑鸣发现了吧。他昨天过来，不就是向我炫耀又消灭了一个敌人吗？” “等等，“我打断道，”上午典狱长还广播了假释名单的，你怎么一直说他死了？ “那份名单十年前就拟好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感觉异常，这黑岛监狱处处充满了诡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339好像看穿了我，他说：“这里根本就不是监狱，十年前，这里叫做黑岛社会心理研究院！” 339问我：“你听说过路西法效应吗？”我点头，这个涉及到恶的本质的研究非常著名。 难道……我愕然：“你们重现了路西法效应的实验过程！” 339苦笑一声，道：“没错，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只持续了五天的实验，因为路剑鸣，我们整整持续了十年。” 我感觉脊背发凉，若真是如此，这些人恐怕真的都疯了。 路西法实验，简而言之就是将大学生志愿者分成各项数据平均的两组，分别假扮狱警和囚犯，以此来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的实验持续了五天，就因假扮狱警的大学生凌虐”囚犯“而终止。 “变态……这个实验是谁设计的？我要见他，我要让他终止实验！” 339看了我一眼：“你还不明白？设计实验的就是典狱长——我们社会心理研究院的院长陈教授。” 陈教授当年一心想完善路西法实验，不但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还建立了更的监狱系统——比如他十年前就录制好了定期假释名单。然而实验刚开始，他就发现扮演狱警的学生完全沉溺了进去，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凌辱“囚犯”。 然而，还没等陈教授停止实验，以路剑鸣为首的狱警就已经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甚至掌握了黑岛监狱的大部分器械。 “所以陈教授在路剑鸣的暴乱中被他杀了？” “嗯。” 我只感觉眼前一片黑暗，怎么办，要怎样才能离开这里？ “你之前说杀了路剑鸣就能离开黑岛监狱，是真的吗？” 几天之后，339打探清楚了路剑鸣的当值时间，随即我们拟定出一份杀路计划。 339用牙刷在墙上比划着：“这里是操场，这是路剑鸣巡视的路线，当他两点十分走到拐角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引到这个位置。”牙刷柄重重顿一下，339继续道：“我把他引过来，在我们争执的时候，你负责把你的手和他的腰带拷在一起，大庭广众之下，路剑鸣一定不会解腰带，而离这个位置最近的一间屋子就是档案室，我们在那儿杀掉路剑鸣，然后放出囚犯，黑岛监狱就解放了。” 然而当我和小陈说起时，他却对这个计划表示了质疑：“裘哥，339说得这么轻松，要是路剑鸣真的这么好杀，他怎么还被关了10年？” 我摆摆手：“那是因为他之前没有帮手！你想想看，这里的犯人被折磨得连自己是谁都忘了，不说别人，你自己才来这么几天，不也差点儿以为790才是你的本名吗？” 小陈疑惑地点了点头。 “所以啊！只有我，只有我裘正始终记得我们不是犯人，而339也正是因为我的清醒才让我帮他。” “裘哥，我还是不太放心你。” 我拍拍小陈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这一天显得格外漫长，终于捱到了下午两点。一切都如339所料，我将路剑鸣和我拷在了一起，把他引向了档案室，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就在339躲进档案室之后，路剑鸣踹了我一脚，随后掏出了另一把钥匙，打开了手铐。“你们两个，想暗算我？”他推搡着我进了屋。 “你忍了十年，也按捺不住了，想学邢部长？”路剑鸣环顾四周，没看到339的身影，他继续道，“可惜，你找的盟友太废物，这几天放风他总盯着我的腰看，如果不是脑子有病，谁猜不到是在对手铐和钥匙动心思？” “我根本没想跟任何人结盟，今天，我就要和你同归于尽！” 忽然间，档案室的灯灭了，一片漆黑，紧接着我听到一阵打斗声。突然，我身子一麻，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还在档案室里。灯亮着，不远处，路剑鸣和339瘫倒在两堆纸箱子上面，两人气喘吁吁，都是满身伤痕。 “你终于醒了，快去杀了他！杀了他我们就成功了！”339狂喜。 我慢慢走到路剑鸣面前。他的脸阴沉如水，盯着我，突然嘲弄道：“你想杀我？你看看那边。” 顺着他的指示，我看到另一堆纸箱后面，一个人趴着，身下一大摊鲜血，旁边扔着把带血的水果刀。 小陈！我悲愤莫名，拿起了刀，咆哮道：“你居然杀了小陈，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要宰了你！” “等等，”路剑鸣平静道，“用你所剩无几的智慧想一想，他怎么会在这儿？他在这儿，妨碍了谁设局？另外，你去看看他的左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黑岛监狱的传说，2026，疯子吃肉……” 我蹲在小陈身前，赫然发现他左手的无名指和尾指都不见了，断指处鲜血淋漓。 这是怎么回事！我看着339，他不是我的盟友吗？我早就跟他说过自己和小陈的身份，他又怎么会……这，到底是为什么！ “真是可笑，”路剑鸣长吁了一口气，“就是你这样的蠢货，才能让他在监狱里依旧能够为所欲为地行凶！路剑鸣，你到底是疯了，还是一直在算计我们整个黑岛监狱！” 等等！他说什么？他怎么盯着339，叫他——路剑鸣！ 4.孰真孰假 路警官望着我：“他是不是告诉你我叫路剑鸣？” “……” “那你问问他叫什么。” 339涩然道：“我是339。” 脑海中某个引线轰然爆炸，我盯着他，质问道：“你不是339，你到底是谁？” 然而339说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路剑平。”他顿了一下，“十年前，我是路剑鸣的亲弟弟。” 路警官笑得咳嗽不止：“呵！亲弟弟，这倒是十年来你第一次认我。”他对我说，“档案室有电脑。你去刷我的身份卡查一查，看我们到底谁是路剑鸣，谁是路剑平。” ——罪犯编号：339。姓名：路剑鸣。性别：男。年龄：26岁。 接着，我从路警官口中听到了关于黑岛监狱的另一个版本。 这里真的是一所监狱。而他弟弟——339，因为犯了谋杀罪被关在这里等待枪决。然而就在执行枪决前夕，339疯了。他以此逃过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他编造了黑岛社会心理研究院的故事，并在十年间用这种方法害死了多名囚犯。 看到我把刀刃调转了方向，339摇头大叫：“不是这样的！那些档案都是路剑鸣伪造的。裘正，我才26岁，如果这里真的是监狱，哪有未成年就被判处死刑！”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去听他的解释。我转过身来，慢慢走向他。只是头为什么忽然变得很沉…… 档案室灯火通明。 路警官将339扶起来，两人来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面前。路警官说：“陈教授，第四个样本结束，实验者已经被送回户籍所在地。” 如果裘正在，他会发现这个“陈教授”正是他最早的狱友。而陈教授身边，正是上吊身亡的邢部长！ “邢部长”一边敲字一边说：“辛苦你们了，尤其是小路，那把刀差点掉到你腿上，下次还是用道具刀吧。” “没事的邢老师，道具刀质感太差了。”339笑道，和先前神经质的样子截然相反，“最辛苦的人还在那边躺着，该不是睡着了吧？” “鬼扯，你身上湿答答的能睡着？”小陈爬起来，把满是血迹的衣服脱下，正色道，“这个样本是什么结果？” “正在分析，”陈教授看了小陈一眼，“和上一个选择相同，都是主观上忽略逻辑细节，朝对自己有利的环境进行心理构建——简言之，他变坏了。” 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坏的？也许就在转身的一瞬间。路警官的理由并不严谨，然而他所代表的监狱权威让裘正一瞬间推翻了前途未卜的“杀路计划”，转而选择了最保险的“投奔靠山”。 陈教授说：“这半年以来都是你们变换身份去搜寻实验样本，辛苦了。之后我们轮换着来吧。” 小陈摇摇头：“大家演这个故事已经越来越熟练，再换难免还要磨合，再说，疯子的故事，必须由我做受害者啊！”他举起天生残缺的左手，“爸，我不会被这些角色影响到日常心理状态的，你放心。” 339忽然模仿着裘正的声音说：“小陈，咱们的新闻搜集得怎么样了？” “就快好了！”条件反射的那一刹那，所有人心中都震了—下。自己在研究别人，可在这虚拟的地狱中，自己离路西法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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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大（日语:まるた，罗马拼音:maruta），是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对那些接受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称呼。在日语中意为“圆木”，引申意思为“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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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面馆之为我洗衣服的旅店小姐 大学毕业后，我辞掉工作，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面馆。在这里，我遇见了隔壁的“浪淘沙”旅馆里的一个小姐。一 大学毕业后两年，我辞掉工作，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面馆，面馆的名字叫小面馆。 我能拿出的钱不多，所以面馆位置选得比较偏僻，在学校侧门几十米外的一条巷子口。巷子叫豆腐巷，里面全是大同小异的小旅馆，夹杂着一两家洗浴按摩或者卖保健品的店。满墙悬挂的灯箱一到晚上就全亮起来了，各闪各的，蔚为壮观。据说某年一位家长送孩子上大学，看到这条巷子就没办入学手续，直接带孩子回家复读了。 我的房东就是巷子里第一家旅馆的老板，旅馆的名字叫浪淘沙，里面也养着几个小姐。小面馆和房东的浪淘沙酒店只隔着一扇窗子。平时窗子都是锁死的，房东还在上面扣了一块三合板。三合板上不知道被谁涂鸦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张强强吃屁。后面还有两个字，面馆装修的时候我特意趴在窗玻璃上才看到，是“拉风”。 我一直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想象力。 面馆里不用太担心隔音的问题，因为窗那边是个小院子。经常会有人在院子里敲着那块三合板喊我：“刘老板，刘老板？” 我答应一声，他们就会报上房号和几碗面，以及要不要葱花，要不要辣椒和醋。 一般旅馆里的人吃饭都不在饭点上，我店里也不忙。就会把面做好给他们送过去，他们吃完再喊我，我就去收拾碗筷。 只有一个女孩会自己把碗筷送过来，她叫小美。 第一次见小美的时候，她正蹲在院子撅着屁股洗衣服。阳光很好，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搭着很多衣服，正湿答答地往地上滴水。我双手端着托盘，数着房号一间间客房走过去，停下，向里面喊：“您好，您叫的香菇面？” 剧照|深夜食堂电影版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不知道是因为看我双手腾不开敲门，还是因为面就是她叫的，站起轻轻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帮我开了门。 屋内烟雾缭绕，一个瘦削的小伙子赤裸着上身坐在床上。他的手臂上纹着一条龙，正对着电脑打游戏。桌上满是烟灰，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我把托盘一边垫在桌子角上，一手继续托着，另一只手把两碗面放上桌，收起托盘。 “两碗面，一共30块。面不够喊我，再给你们加。” 小伙子说：“行。” 小美从床角的一件衣服里摸出一张五十给我，我找给她二十。 她礼貌地说谢谢，我扭头离开，出门前看了一眼小伙子的电脑，游戏是英雄联盟。 院子里，小美刚才洗衣服的塑料盆扔在地上。小美跟着我的脚步出来，又蹲在那里继续搓揉衣服，我看见她洗的是一条男式的内裤，以为他们是情侣。 我说：“面放久了不好吃，先去吃饭吧。” 她又一次说谢谢，然后说：“马上就好。” 我回到店里，开了一瓶啤酒，提着酒瓶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慢慢喝着。 那年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店门口，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小时候，邻居家的叔叔是开五金店的，每天只要店里没人，他也就这么坐在门口，看着街上的人。看到自己的头发谢了顶，再看到没谢顶的头发也开始变白。我一直觉得他用半辈子时间，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眼神像一只老了的猫。 二 房东是本地人。每天都会在我的店门口晃悠，操着一口有浓重鼻音的西北方言招揽生意。时间一般从晚饭后开始，一直到12点左右他才回去睡觉。让我深深觉得三百六十行，行行都不容易。不过他的广告语太普通了，一年到头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玩不玩？玩一下？我们这女娃多！啥都有！啥都会！” 小美给我送过一次碗后，就经常会来我店里吃饭。大概是想着省得我跑两趟。面馆里只卖三种面：香菇面、酸汤面、素汤面。她竟然也吃不腻。 我不爱吃面，或者说吃够了面。我的父母亲都是厨师，他们开了一辈子饭馆。我小时候饭馆还叫食堂，我家就是四季香食堂，米饭馒头什么都卖。后来食堂又改成饭店。等我长大后，他们做香菇面的手艺有了些名气，就把饭店改成面馆，只卖面了。 小美夹起一筷子面张开嘴，看起来像个等喂饭的孩子。我从厨房里端着两盘小菜出来，正好看到她这个表情。她也在看我，张着嘴没吃面，好像愣住了。 她问我：“你为啥不卖米饭呢？” 我盛了一碗米饭，解着围裙说：“炒菜太费事，一个人忙不过来。” 小美又说：“能不能别解围裙？” 我问为什么，她说穿围裙好看。我有点不明白，但还是穿着坐下，开始吃饭。 她说：“我尝尝你的菜？” 我说尝吧，她就端起碗坐了过来。 她说：“我以后能点菜吗？多少钱你说。” 我说：“不忙的时候就随便。” 她好像很高兴，继续跟我一起吃饭。 后来她果然会在晚上没人的时候来吃饭，点一些菜。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吃。有时候她点的菜我不会做，就打电话请教我爸妈。这样我们慢慢就熟悉了起来。 小美吃着饭问我：“老板说你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我意识到她说的老板就是房东，回答她：“嗯。” “你上过大学，为什么不去上班，要开面馆呢？” “上过，没什么意思。” “你大学学的什么？” “乱七八糟，没什么屌用的东西。” “总有个名字嘛？” “汉语言文学。” “那学这个，出来以后做什么呢？” 我想了想我那些大学同学，回答她：“当语文老师。” “你当过老师？” “没有，我挂科太多，没有教师资格证。” 我放下筷子，点了一支烟。 剧照|深夜食堂电影版 我问她：“你问这些干什么？” “麻烦吗？” “不，不是麻烦。我平时其实也不太爱说话，不过还好你问题挺多。就聊得比较顺，自然而然地随便问问。” 她也点了一支烟。她的手指看起来和烟差不多细。 她不说话。我意识到我好像把天给聊死了，就掐了烟站起来。 “吃饱了吧？” “嗯。” 我收拾好碗筷，从厨房出来，小美说：“老板让我们上班的时候说自己是大学生。”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话。她又说：“我以后就说学的是你这个专业行不行？以前老板都让我们说自己是学艺术的。” 我的脑中闪过很多同学的脸，说：“可以啊，这哪用问我。随便。” “怎么才能像一点？” “没法像，你比她们漂亮多了。” 她笑，看起来很开心。她好像经常看起来很开心。我心想，这姑娘也太好哄了。 三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瘦削的小伙子并不是小美的男朋友。她们叫他昊哥。昊哥就像是中介，找来她们，又联系到旅馆老板——也就是我的房东，促成买卖。他和房东会在女孩们挣来的钱里抽一部分。昊哥负责保护她们，房东负责招揽生意和提供场所。 剧照|深夜食堂电影版 我问小美会不会觉得有点吃亏。 她的脑袋从碗里抬起来看我，说：“抽成在哪都一样要抽，我、小红和娇娇，我们几个抽的数也都一样。有啥吃亏的。” 小红和娇娇是她的姐妹。小红偶尔也会来我店里吃饭，我知道小美就是她介绍给昊哥的。 小美继续说：“没他们我都不知道该去哪……我们又什么都没有。” 那年我为了省钱没租房，晚上就住在面馆里。床铺白天卷起来，和一些杂物堆在一起。晚上把凳子拼起来，铺上被褥就算是床。 说这些的时候，我正坐在凳子拼成的床上，刚刚洗完脚。我把袜子扔进洗脚盆，蹲下，准备洗袜子。 小美说：“要不我帮你吧？”我连忙拒绝，让她吃她的饭。 小美说：“男人的手怎么能干这些？” 我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就在帮昊哥洗衣服。院子里有洗衣机，她却用手洗。 我问她：“难道你从来不用洗衣机？” 她回答：“一般的衣服用洗衣机洗，里面穿的用手洗，这样干净。” 我说哦，想了想，又问她：“难道女人的手就是用来洗衣服的？” 她说：“也不是。女人就应该做这些家里的事嘛，男人应该做外面的事。” 我说：“按你说的，我天天做饭，天天都在做女人的事情。” 她笑说不一样，不过没解释怎么个不一样。 四 后来她经常会把我外套之类的衣服拿去洗，而且还是手洗。我拦不住，就只好任她去。 和小美很熟悉的时候，已经是八月份了。八月份学校放暑假。学校的学生都回了家，附近很多饭店就都关门了。所以那两个月我的面馆比平时还要冷清。倒是房东的生意雷打不动，看起来和往常差不多。 门可罗雀的夏天，我起得比平时更晚了。每天到中午才醒来。桌上有前一晚喝酒剩下的菜，没洗的碗，还有乱七八糟堆放着的酒瓶。 光线很暗，外面拉着卷闸门，唯一的一扇窗子盖着三合板。三合板上的字我看了无数遍。字的笔画扭扭曲曲，张强强大概还是个小孩子。 我开灯，先洗漱，然后收拾了桌上的狼藉，去拉卷闸门。卷闸门哗啦啦的声响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总觉得这声音代表我想去哪就可以去哪。 刺眼的天光照进来，我眯起眼睛适应一会，回去关了灯，搬出一张凳子，又坐在了门口，抽支烟，等待着什么事发生，比如生意上门。 昊哥平时其实没什么事可做。我从没见过他和别人打架。大概需要他出面的事，他露一下自己的纹身也就解决了。夏天的时候晚上热，我店里有凉柜。他就经常来喝酒。 我也爱喝酒，虽然更爱白酒一些，但夏天还是啤酒喝得多。于是和昊哥成了酒友。那些中午起床才收拾的酒瓶，大多是跟他喝的。 有一天我们喝酒时，他突然说：“兄弟，咱们关系归关系。你看我在你这吃饭，从来也不欠你钱，因为这是你的生意。” 我醉眼朦胧，没反应过来，说：“我这个人，钱的事从来不客气。” 他说：“你要是想睡小美，你也得掏钱。那钱也不是我，或者她一个人挣。” 我听明白他的意思，说：“当然，当然。” 五 西北的天气，九月份就开始凉了。新生入学，开始军训。每天我坐在店门口，都能看到街上零零散散的穿着迷彩服的学生。有些皮肤黑黑的人，我会猜测他们是大一军训，换了衣服才出来的，还是生下来就那么黑。 我也会想起自己大一军训的时光。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条信息，问能不能交个朋友。我和那个人聊了好几天，后来发现对方是男的。原来他是一个教官，想要约炮。 九月份小美请假回家了。据小红说，小美的孩子生病了，她回去照顾几天。在那之前我还不知道小美有孩子。快到月底的时候，小美回来了。 那是一个晚上，我正在店里和昊哥喝二锅头。手机突然收到小美的信息。她问我店里忙不忙，我说店里没人，我自己喝酒呢。她又问我没喝醉吧？我说一个人喝酒不会醉的。她说她在火车站，有点害怕，我能不能去接一下她。我说可以。 昊哥问我去做什么，我说去火车站接一个朋友。他就回浪淘沙去了。 这座西北小城的火车站很破旧。候车厅甚至还没学校里一个普通的阶梯教室大。但车站外却有一个巨大的广场。据说广场的面积在西北地区排第三。广场中央立着一个红军雕塑，周围是草坪花坛。再往外是两条车道，两旁种着树，绕广场半周在车站前汇到一起。 出租车从车道上去，停在车站前。我给司机了五十块，没让找钱，让他等一下，开门下车，一眼就看到了在售票厅门口等候的小美。我走过去，接过她手中的包。 她看见了等候的出租车说：“要不咱们走走？” 我说行，对着出租车喊话说不用等了。司机骂了我一句日你先人，开车离开。我才想起没让他给我找钱。 我们往公路上走，路灯的光像被什么罩住了一样，特别昏暗。 我说：“这破地方，怪不得你害怕。” 她低头走路，没说话。 走到公路上我说：“孩子病好了吗？” 她说孩子身体不好，一生病就要住院打吊针。还好是没事了。 我说嗯，我们沿着公路走。 她突然说：“我叫张娟。” 我说嗯，又不知道说什么了。张口想叫她小美，但没叫出口。叫张娟好像也有点怪。我想到她的孩子，问她：“孩子爸爸呢？” 她说：“跑了。” 又走出去一段路，她开始解释：“他挣不来钱，我也帮不上他。家里穷，他还年轻，就跑了。” “我那年十五。怀孕了，我们就结了婚。结完他想跟我弄，我说医生不让，他就生气。怀着孩子，我平时什么都干不成，只能待在家里。他说出去挣钱，就没再回来。” “我舍不得孩子，做B超都能照见他了。孩子生下来我爸妈带着，他们还没老到动不了，能种几亩地。我也能自己出来挣钱。” “还是你们好，想干啥就能干啥。” 我想了想，好像应该帮她做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能为她做什么。 起了一阵风，我感觉有点凉。扭头看小美，发现她好像一点都不冷。 我说：“咱们打个车吧？你别感冒了。” 她说好，我们就站在路边打车。来来往往的车灯闪烁，我们像瞎子一样只能看到灯光，看不清对方的脸。我突然想到车水马龙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站了很久才打到一辆出租车。司机说不打表，一口价。我答应下来，拉开车门，让她先进去，我坐在她身边，把她的包放在腿上。 “没带行李啊？” “没有。” “其实我也不是想干啥就干啥的。” “要不我给你当老板娘吧？” 剧照|深夜食堂电影版 我转头，看到她盈盈的笑。 “逗你呢。” 她继续笑，和我印象里她所有笑容都差不多。 我们再没对话。 她把头靠在我的左肩上。我左肩一动，仿佛我们有着多年的默契一般，她顺从地把头微微抬起一点，让我的胳膊伸起来，然后在我胳膊舒展的刹那，又把头靠在我的锁骨上。 我的手放在她的胳膊上，她的皮肤很凉。 六 我和小美回到豆腐巷。我看着她从浪淘沙酒店的灯箱下走过，进了院门，然后自己回店里睡觉。睡前我把她的微信名从小美改为张娟。 第二天的一切都和每天一样，只是小美没来我店里吃饭。 第三天也一样。 再见小美是数日之后，我去给院子里的住客送面，她挽起袖子在洗衣服。我看到她胳膊上有一片青。她也看到了我，第一眼的眼神有些闪躲。但那种闪躲瞬间就消失了。我感觉那是因为她看到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以前的女朋友说，我经常会有那么一种表情，让人无奈地想再也不理我。每当我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会做出那种表情。我猜小美对我的这种表情很熟悉。她走过来帮我开了门，我说谢谢，她说没关系。 小红和娇娇后来叫饭时，再没叫过我刘老板。我送面时她们也没什么好脸色，好像我是她们的前夫一样。 其实我一直以为，如果昊哥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自然就会来找我。那样我们就可以打一架。我那段时间特别想打架。但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和和气气的。昊哥仍然经常找我喝酒，和我称兄道弟。甚至我对客人也爱搭不理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意见。 秋天的时候，有一天我拉开卷闸门，看到店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我多少觉得有些惊喜，因为每天拉开这道黑乎乎的卷闸门，我看到的都是一成不变的街道和与我毫无关系的行人。今天这辆警车有点稀罕。 没一会，几个警察带着房东和昊哥出来，上了警车。警车开走了。和电视里演的一点都不一样，我想，警车竟然没有鸣笛。 我的面馆安静了好几天。再也没有一个中年人在面馆门口晃悠，嘴上嘟囔着“玩不玩、玩一下”了。 这真让我开心，比店里生意好都开心。可是我没开心几天，房东就又回来了。 后来我和邻居聊天时得知，房东花了几万块钱，又坚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昊哥他们只是住得久一些的客人而已。所以他很快就放出来了。而昊哥好像终究承担了他保护小美她们的责任，被判了几年。 至于小美，她和小红还有娇娇，都消失了。 几年后——或者说某一年的深夜吧。我突然发现，小美的微信换了头像，改了名字。头像是大话西游里的朱茵，名字改成了“幸福来敲门”。她很久不见更新的朋友圈又开始发东西了，卖面膜。 我有时候无聊，会翻看她的面膜广告，给她点赞。她却从来没给我点过赞。 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过交集。没见过面，也没说过话。
地雷村：一个人的拆弹部队 一 王开学选择凌晨就出门，这时妻子还未睡醒，他免去了对她的一番交代。眼下在做的事情，谁也不能告诉。 路程接近40分钟，到达终点时，天已微微亮起，一座座山从黑暗中显出形状。他爬至山腰，开始一天的工作。 1970年，他出生在这座云南省边境的村落——八里河。村子倚在山脚，山那头就是越南。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这片土地在一夜之间化身战场，眼下战争结束快40年，它却没能从战场回归为一个平常村落。没人能说清楚当初部队在村子地底下埋下了多少枚地雷，如今又剩下多少。它们潜伏着，在某一个瞬间炸响，吞掉一个人，或是一条腿。 在大雨的冲刷下，有些地雷从地下冒了出来。王开学捡上一两枚，小心翼翼地捧到山间的空地上。他像块岩石一样蹲坐在地，死死盯住一枚地雷。不出声，也不动手，整整一年，他就这样和地雷无言地较量着。他计划好了，这一年用来钻研，一年之后，他要将这些地雷一个接一个地拆卸销毁，然后，他要在这片地雷地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他把地雷看作武侠片当中的暗器机关——内部结构环环相扣，一触即发。他相信只要清楚了它的运作，并设法阻止其中一环，地雷就是一块笨重的铁。 这是1990年的一天，必须要动手了。他说，如果不将这地雷大卸八块，那就算不上是知根知底。他挑了一个小尺寸地雷下手，可还是害怕，手抖得厉害。往日沉默较劲时的气势不复存在，他意识到，就算对手只是“像街上卖的贝壳，还是最小的那种”，这也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作者图|排雷冒起的白烟 他给自己打气，说死在这里没关系。就在这块地上，“有俄罗斯产的地雷，有美国产的地雷，还有越南产的棺材地雷、橡皮球地雷”，死在这里，他输得并不难看。后来他又试图逼迫自己，在心里念道：“这一次不去碰，那以后一辈子都别想再去碰。”太阳偏西，他在那山头抽掉5根烟后，闭着眼睛把手伸了出去。 “你慢慢转动他里面的爆炸装置，你必须要拆开，你取出那个雷管，你不要压到正面，你压力一够，它弹簧一跳动，就爆了。”就这样，王开学拆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颗雷。过程中，他尤其记得一只恼人的鸟，叫声很大，把他吓到惊起。 二 王开学的父亲是村子里第一个踩到地雷的人，那是1981年。 那天他正在上课，一个长辈冲进教室，抱住他的头就哭起来。在泣哭中，她断断续续地说，你的父亲被地雷炸了。 父亲的尸体被民兵队拉到了离家几十米远的空地，四周站满了背着真枪实弹的士兵。从学校回来后，他急切地挤进去看。父亲的两条腿不见了，身体剩下80公分，胸口开裂，内脏裸露在外，泥土和蚂蚁纷纷往里涌。后来父亲下葬，他企图去山上找回那两条腿，只看见“肉末像葵花籽儿一样粘在树叶上”。 母亲随后不久改嫁。作为老大，11岁的王开学辍学回家，弟弟妹妹尚小，他得操持一切。叔叔抢走了一多半家里的地，而剩下的地，又因不懂耕种，基本闲置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靠要饭养活自己和弟弟妹妹。 相似的事情太多了。1985年，他和堂叔王和光在地里砍树做栅栏，想拦住吃包谷的牛。那天天气晴好，王和光到今天也想不明白，他上战场4年，扛枪背弹，“炮弹怎么炸都没受伤，怎么平安回来后才7天就没了脚” 。那是枚绊雷，他当兵时学过，一眼就认得。 作者图|八里河村 爆炸声一响起，王开学立马跑了，以为是潜入中国境内的越南特工抓俘虏，心里害怕。王和光的脚后跟被炸飞，整个脚板弯曲变形，他先是跳着走，后又跪着走，硬是走了有100米远。他朝前喊话：“不是特工，是地雷，我踩着地雷了。”王开学听见后折回来，背起王和光往驻扎部队的卫生院走，血顺着他身上往下淌，以至没有发觉炮弹碎片在他大腿上开了个口子，也在流血。 在卫生院，刚刚在河里洗澡的医生，穿着条短裤给王和光做了手术。一个士兵当场抽了两大瓶血，救了王和光的命。简陋的手术间外，王开学透过窗帘缝看见，王和光的腿皮“像卷裤腿”般被卷起，一个人拿着钢钳扯动骨头，随后用刀子锯断，立马扔到了一边的桶子里。他想吐，但忍住了。 近40年后，王开学在回忆时说：“跟我一块长大的没几个了。”有时他会碎碎地抱怨几句说：“不是它，我本应上个高中。”有时他又咬牙切齿地表达恨意：“我不相信这地雷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一定有构造，一定可以被弄懂。” 他长大到可以耕地的时候，家中剩下的那小块田可以派上用场，他不再低声下气的去讨饭了。可他的叔叔仍然试图夺走这最后的一块地。在一个夏天，王开学带着弟弟妹妹准备下田插秧，去到地边，发现叔叔一家早已把地插满。他的弟弟当下就急了，操起锄头要打人。王开学拦下，只骂了几句，就转身回了家。他还是选择忍。回到家，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开一块地，“很大的地，不仅我自己种，那些没有地的人都来种”。 可环顾四周，哪还有地。他只能上山，往地雷地去。 三 在“地雷村”里，人们总做相似的噩梦。 有人梦见一具残缺的尸体，有人梦见密密麻麻、要将人给淹没的地雷。有人起初以为是个好梦，梦里，他愉悦地阔步走着，什么坏事也没发生，可醒来后，望见自己少了一截的腿，反应过来，这就是一个噩梦。 对于自己被地雷造就的人生，他们没办法恨，没办法怪，只能认。就像王和光说的那样：“我恨这场战争，可恨它有什么用。” 已经54岁的王和光常说“痛苦”二字，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有时望向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回过神来，就会吐出一句“痛苦啊”。有时，他说完就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现今他和妻子两人住在村里一间土砖房里。王和光用修路挣来的钱，才将草顶改成了瓦顶。平日里，两人靠着边民出入边境的便利，替一些做口岸贸易的老板将货从越南搬来中国。收入不多，七八百的样子，有时也能有一千五，那是王和光口中“机会好的时候”。 他不时跟人讲起右腿截肢后的日子。那时战争还未结束，炮弹响起来的时候，全村人要躲去附近的山洞。说跑就跑，可他跑不了，杵着两根拐杖，远远地落在别人后面。这让他觉得自己没用。1986年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谁也没告诉地离开了这个村子。从船头坐车，过文山市，坐到平远街。 整整四年的时间，他去了大理、昆明、贵州好几个地方。后来是母亲把他抓了回来。在一辆公交车上，母亲用手拽住他，怎么也不松开。王和光起初以为是小偷，回过头发现是自己母亲，立马眼泪涌了上来。跟着回到家，他抱着母亲彻彻底底哭了一场，之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村子。一年后，母亲在干活中被地雷炸伤眼睛，视力一天比一天差，最后就看不见他了。“痛苦啊。”他最后又是这样说。 有人问过他要不像王开学那样，也去山上开块地。他迟疑半会儿，给出了那个村里多数人的答案：太冒险了。少了一截的腿被肉色棉布裹得紧紧的，就搭在他自己身上，假肢丢在一边，空气中漂浮着阵阵汗臭。 作者图|因误踩地雷而装上假肢的村民 王开学是个异类，尽管他也做过那个噩梦。梦里，他吃完早饭，出发去山上打柴火。没走多远，只听“砰”的一声，他感觉眼珠从眼眶里跳了出去。一阵猛喊猛叫之后，突然就醒了。身边的妻子见他满头大汗，迷糊得问：“叫什么东西啊。”他镇定好一会儿，才答：“梦见鬼了。” 四 成功拆卸了7种类型的地雷后，王开学开始正式开地。先用除草剂将草清除，有时一把火烧干净，接着用锄头试探着翻开地，遇见雷了，就拿出镰刀和铁丝，调用此前的经验，该怎么拆怎么拆。他不断提醒自己，一寸土地都不能放过。地毯式的一天下来，他能排个两、三分地。休息的时候，站在“干净的土地”上，他想，不管其他人怎么说，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有过一次，他差点彻底在对手面前败下阵来。那天，他照常用锄头翻地，没注意，牵动了三颗加重手榴弹的拉环，地里立马冒起白烟。他把锄头扔开就往坡下滚，滚了差不多七八米远，耳边响起炮声——“感觉有两股很强的风吹进你的耳朵”。被炸起来的泥土盖在了他的身上。好不容易站起来后，他立即往身上摸，第一遍没摸到血，他不相信，于是又摸一遍。确认是真的没事后，有足足半个小时，他做不了任何事情。半个小时后，他开始继续排雷。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时候，他会选择停下。原因出自一个故事。故事说村里某人出门砍柴，路中遇见了一条头抬高的蛇，这人大意，拿起镰刀就将蛇给打死了，于是在那天，他踩上地雷，惨死。王开学尤其在意这些东西。若是晚上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妻子临时说了一句不好的话、路中遇见一只不叫的鸟，他都会立马打住，当天什么也不干。这些年来，他真的没受过什么伤，就更相信这一套的灵验。 年尾，王开学从地里排出并拆卸的地雷能装满3个背篓，多的时候有5个背篓一个背篓装400颗左右。他会在空地里挖上一个大坑，将绿皮的废雷通通倒入坑内。拆出的雷管被他装到一个塑料袋子里，裹成一团，之后再包上两层生芭蕉叶。他点燃芭蕉叶，投掷到坑里，人立马走远，待到芭蕉叶里的雷管受热引爆，眨眼的功夫，一个坑的地雷都炸响了。声响巨大，“泥土冲到半天高”。 他就站立在半山，远远张望着，衣型阔大，像一面不败的旗。 五 妻子项成英此前一直不知道王开学上山是去排雷。她只被告知是在开荒，心里以为就是寻常的开荒——除草，翻地，牵牛犁田。 曾有一次她起过疑心，她问丈夫，怎么你开荒开到现在，还不见叫人去种地。丈夫回她，还差着点，开好了就去种。 后来还是丈夫主动坦白。他把她带到了地里，也不多解释，直接看。往日里，她听过地雷响，见过炸伤的人，心里有过恨意。然而她却从未真正见过地雷。以致于当天见到两颗地雷孤零零横在地里时，她第一个念头是要伸手去碰。王开学立马喊叫着制止，开始一通解释。曾经笼罩在心头的野鬼般的东西一下子有了实体，项成英先是害怕，然后哭得站不起来，最后开始生气。之后好几天，天一黑，她不见丈夫回来，便立马去到路口张望。她放不下心。 她的亲兄弟曾因炮弹丧命，她至今越不过这个坎，觉得只有地雷吃人，人怎么可能战胜地雷。 王德华年幼时贪玩，从打靶场捡来一颗子弹，回到家里屋檐下，用棍棒对着一顿敲击，子弹爆开，碎片飞进了他的眼睛。好在那时一个上海的医生刚刚到了连队卫生院，技艺精湛地取出了碎片，而非挖掉整只眼睛。如今若不仔细看，王德华的右眼与常人并无二样，只是那颗失去作用的眼珠有时不随视线所在游动，看起来手足无措。 或许是年幼的原因，王德华没为此事困扰，一段时间后，他照常上学，照常在学校欺负人。但此事却极大刺激了项成英。她急切想让丈夫立刻停止上山排雷。“你再去，就一家人都变成那个样。”说完她望向了儿子。 儿子王德华说，她是这个家里最怕地雷的人。但无论是父亲、还是哥哥，都认为最反对的人其实是他王德华。他们猜，原因是那只残废的眼睛。 起初，王德华以为父亲排雷开地无非是为了生计的无奈之举，可眼下地早已足够，父亲仍在极力扩大那块地的边界，着了魔一般。他无法理解。 小的时候，父亲为了不让他上山，总不厌其烦向他强调山上地雷的危险。有时甚至编撰故事——他指着部队立下的刻有骷髅头像的雷区警示碑告诉他，山上尽是骷髅头，你千万别去。现今，王德华将那些话悉数又还给了他的父亲。“地雷太多了，太危险，开的地够用了，你还想干嘛。” 长大后，王德华去福建打工。有天工作的间隙，他拿出手机，看到腾讯新闻去到自己家，父亲竟有几分炫耀地为记者展示拆雷。下班后，他立马就打电话到家里。他问父亲，怎么又在排雷。面对这样的问题，王开学会给一个顺心的回答。只是拆一下，没什么事，之后就不去了。王德华知道是搪塞。太多次了，父亲这样答应他，可过不了多久，他又会看到地多出来一块。 六 2009年，王开学开了快有100亩地。 项目在那一年找上门来，打得是政府的旗号。官员亲自上门进行解释，说，像当地这种气候，没有比种咖啡更好的事情了。他保证，村民种下咖啡，收成时，市场收价绝不低于两块五一斤。王开学甚至一度被拉到西双版纳，参观了好几个雀巢公司置办的咖啡种植园。回来后，他觉得可行。80亩的土地，他全种上了咖啡。 两年后，王开学的田地里红成一片，咖啡棵棵挂果。事到如今，回忆时，他都不忘强调，“在所有种咖啡的农户里，没有谁的咖啡有我的漂亮。”但是，承诺的收购价格那时却从两块五变成了一块二，其中还分等级，被划定为次等的咖啡市场价只有五毛。王开学去到项目公司，得回来的说法是：“全世界都跌价，咖啡出口大国巴西现在也卖不出去了。”一些农户因此立马将咖啡毁了，觉得拿出去贱卖反倒更生气。 王开学下不了决心毁掉。家人劝过好几次，但他总想再等等，指望着来年价格又涨上去。但两年过后，价格最终还是没涨起来，王开学亏损12万元。在一个下午，他望着那连成片的咖啡田，转身对身边正在种玉米的家人说，砍了吧。之后整整两个星期，他带着一家人几乎不停歇地砍，没砍下来，又花4000元雇人来砍，最终80亩的咖啡化为乌有。唯有一株被他执意留了下来，种在家门前，结果的时候，红得刺眼。 起初，他生活所迫，带着一腔不忿上山，来到这块地里。可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是看到同村人眼红他地多，心里觉得扬眉吐气的的时候，又或许是从一家接着一家的媒体前来采访，他重复地讲解与展示排雷，连普通话都跟着变好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块地可能不仅是维系住一份生活那样简单。自那之后，100亩、200亩、300亩，他任谁阻拦也不听地开出了一块堪称巨大的土地。王开学回忆，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至少排掉了14000多枚地雷。他在这块地里看到自己的命。 他曾心心念念一个成功，企图用这个成功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但他失败了。儿子王德华回忆，那段日子，王开学几乎天天都要跑到咖啡地里，来回地走，来回地看，有时候甚至直接睡在那边。 后来，他就不种短期的经济作物了。他开始种树，至少要长20年的树。 最开始也不顺利，总有树死。虫子太可恨了，地蜂拥地钻进一棵树里，一点声响没有就将树给蚕食了。他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将树砍掉，在原地重新补种。有时他一眼望过去，看到那棵又小又细、和四周不相适应的补种树苗，就像在心里发现了一个窟窿，一下子就伤心起来。“总是不是滋味。”他说。 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种，种了有十几年，王开学的地上逐渐有了一片林子。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片“森林”。 作者图|八里河村 像以前没完没了跑去咖啡地里一样，如今他又没完没了的总要去他的“森林”。有时他就在树底下坐着，看绿荫颤动；有时他直接爬到树上，点上几根烟，远处的澳洲坚果已经挂果，风一吹，铃铛般响。他心里爽快。 七 2011年春节，儿子王德华没有回家过年。他和几个老乡聚在一间出租屋里，做了一些菜，就这样过了年。期间王开学几乎每天都打来一个电话。 王开学说：“有没有吃饭？” 他说：“吃过了。” 王开学说：“别乱喝酒？” 他说：“好。” 在沿海地区打工好几年，回到家，王德华得出结论：在他出生的地方，危险是地雷，而在他去往的那些大城市，危险还在，是另一种类型的“地雷”。这些年，他趴在高楼大厦的外墙贴过大理石，也在烈日底下铺过沥青，见过太多老板，受过太多欺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这样感叹道。 后来，他谈了恋爱。偶然的机会，他将女朋友带往了山上地里。女朋友没留心，对他说，你们家怎么就这么点地呀。他笑着解释，你上到那边去看。女朋友往山上走了一段，朝远方看，那块地似乎漫无边际，过一座山是地，再过一座山还是地。“这么大啊。”女朋友感叹，王德华于是开玩笑：“那你以后勤奋一点。”每每这样的时候，尽管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能理解，但王德华觉得他老爸了不起。 春天一到，王开学的树发出嫩叶。这是一年里，他认为林子最好看的时候，于是更是舍不得离开。他以主人身份自在畅快地四处走着，拿出手机，咔嚓地拍。有时他摸着树上长出来的嫩叶，像摸一个有温度的活物。他暗自想，你要好好长啊。就在这片地雷地里，肆无忌惮地长。
曾养过一只可爱的兔子，后来小伙伴当着我的面，用木棍锤杀了它。我没有反抗。 一 我出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那时候计划生育执行得非常严，极度不安的母亲为了让我活着出生，驾起驴车赶路六十里，躲在了我大姨家中。 后来，大姨一家进城生活，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那里定居下来。 或许是当时年纪尚小，我对那个院子和房子的最初记忆是细碎的，有些不连续。只记得院子里有一个猪圈和一片糖萝卜地，房后种着玉米。冬天的时候，那些熟透的玉米会被掰下来，留下的杆子立在寒风里，或者被几个大人砍下来填进土炕，点燃后散发出温热。 在玉米地与老房子连接的地陇上，有一个很深的兔子洞，老兔子被我们家的黑狗咬死后，我和母亲将洞里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抱回家里。 由于没有养护经验，很快它们就夭折得只剩下一只。那是一只纯白色的兔子，我对它格外珍惜，爱护得很。 等到来年春天，土地开始松软的时候，我和母亲在老房子的边墙角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母亲说兔子的打洞能力很强，于是我们又在坑里铺了一层红色的砖。我挑选出最柔软的干草，给兔子搭建了一个窝。 陕北的春天风沙很大，那天母亲戴着防风纱巾，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握着铁锹，她对我说：“这兔子长大了会生很多小兔子，到时我们留几只养，剩下的能卖钱也能吃肉，也能留几只给你亲手养。” 看到白兔子有些慌乱地嗅着它的新家，我感到很温暖。离开父亲和家乡的生活就像眼前的兔子窝一样，让我有了很多美好的想象。 后来每次放骡子的时候，我都不忘给白兔拔一些鲜绿的草。等到菜园里的油菜和白菜长得稍大些，我会背着母亲把它们拔下来给兔子改善伙食。 我偶尔会把它从窝里抱出来晒晒太阳，或者拿到村子晒粮食的大场上跟同龄的孩子炫耀。 在那一群孩子中间，我至今能够清晰记忆起来的是邻居明明。他年纪最大，个子也高，所有小孩子都听他的号令，包括我。但不论我怎么表现，他就是不喜欢我这个外来的小孩，就像他父母不喜欢我母亲一样。 那个时候的陕北农村还很贫困，吃鲜肉的机会很少，只有等到集市或者是什么节令时才能解馋。谁家买了鲜肉，都会给附近的邻居送一小碗。明明家离我们最近，可他们自始至终都没给我们送过一次鲜肉，反倒是母亲，每次吃肉的时候都会用很大的洋瓷碗装一碗让我送去。她会在碗的顶端放一块很大的肉，连着骨头的那种。母亲说那样的造型很好看，显得我们很有诚意。 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母亲所说的“诚意”二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臣服或者讨好的表示。对于无依无靠的单亲外来户来说，受到排挤是再寻常不过的。但在一个闭塞的村庄，如果因为不会“做人”而被隔离，那种痛苦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 要想落脚生根，就得忍。 那年夏天，我的白兔子已经长大，到了可以交配的时候。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兔子的性别，直到明明到我家的兔窝“视察”一番，说要借我的兔子给他们家的母兔配种，我才知道那是只公兔。 我和母亲没多想，让他把兔子带回了家，说好过几日便还回来。 夏季的农村很忙碌，每天放学回家帮大姐干完地里的活之后，我就会拿着手电筒跑到明明家看我的兔子。他们家的兔窝也在墙角，我通常不跟他们打招呼，只是看一眼我的兔子就离开。他家的狗会察觉到我的存在，但也不会叫得太大声，也许它知道，我才是这兔子的主人。 秋天的时候，他们家的母兔下了一窝小兔子，那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兔子已经在他们家待得太久，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我决定去要回我的兔子。母亲告诉我，她打算从姥爷家要一只母兔，到第二年春天，我们家的兔子也会和明明家的一样多。 我翻过低矮的围墙，径直来到明明家的兔子窝旁边。他们家的小兔子已经很大，兔窝有些拥挤了。我告诉明明要把兔子抱回家，还笑着炫耀了母亲的打算。他拿着一个苹果从屋子里走出来，没说话，摆摆手示意让我回去。我再一次说明来意，他还是一样的反应。 我知道了明明的意图，他是要霸占我的兔子，就像他父母把我们两家公用的地陇铲平种菜还摆出“你想怎样”的姿态。只是这次我孤身一人。 我没有理会他，抱起兔子准备离开。我已经忘记和他争执了多久，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是，我被打得流了鼻血，又眼睁睁看着他抢过兔子，用一根很粗的木棒在兔头上敲了好几下，声音清脆。白兔子在空中蹬了几下四肢，身子舒展开来，然后被明明丢在地上，再没有动弹。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在我的生命里会有这样的经历，它对我的冲击极大，就像一个朋友在我面前杀死了另一个手无寸铁的朋友一样，我被镇住了。 母亲和大姐闻讯而来，我本以为母亲会有什么作为，可她只是客气地回复了明明母亲的道歉，然后一手拉着我，一手提着被打死的兔子离开了。 回到家后，母亲给兔子剥皮，姐姐忙着拾捡柴火，他们准备把兔子炒了吃。我坐在院子里，直到天黑。我回过头看向那三间房子，只有厨房透出轻微的光亮，母亲戴着围裙忙碌着，灶火已经亮堂起来。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就是我的家，我的生活。 那一晚，我端着满满当当的一碗兔子肉送去明明家。他们的黑狗闻到了兔肉的香味，开始对着我狂吠。我把母亲交代的话一字不差地说给接兔子肉的明明母亲，她跑回屋子给我端来一盘苹果，让我拿回去吃。 我端着苹果回到院子里，看着清冷的月光照在三间房屋上，偷偷地哭了。 二 我们住的房子已经有些年头，夏天每逢下雨，大房就会漏水，炕上和地上会摆满大大小小接水的盆子。那天屋里已经没了下脚的地儿，母亲干脆带着我们仨去厨房炒瓜子——每到下雨天，我们家都会炒瓜子。 我和二姐坐在板凳上，看着大姐熟练地往灶膛里喂柴火，拉风箱，火光把她的衣服和头发都照得变了颜色，很温暖。母亲套上黑色的围裙，手里抓着一把筷子翻炒着锅里的瓜子，声音密密麻麻，很热闹。她回过头来对我们说，等庄稼都收拾停当，卖了钱，咱们几个把这老屋子收拾收拾。 那年秋天，家里的收成很好，我们费了好些日子才把庄稼收回到院子里，向日葵还没有晾干就被城里来的人收走了，价钱不错。于是，母亲就真的开始盘算着修房子。她说要从房顶开始。 油毡的防漏效果最好，但是太贵，母亲决定在房顶铺几层塑料布，再在上面盖一层胶土，这样和油毡的防漏效果就差不离了。 那天母亲坐着邻居的拖拉机，去村南边的镇上买修房和过冬的东西，一整天都没回来。到很晚，母亲才被人送回来。她右脚肿得厉害，颜色乌青。她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被抬回来之前已经被镇上的医生处理过了。 母亲和姐姐很伤感，觉得房子修不了了——买回的塑料布如果不好好防护很可能被风化，钱也就白花了。 房子还是要修的。我说。 我和姐姐们接手了修房子的事。把胶土运回家再铺上房顶，对于年幼的我们是项浩大的工程，中途还出了一次意外。 大姐在厨房给母亲做饭的时候，被漏电的电线击中。等我听到一声惨叫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地上没什么意识了。我看到大姐头发毛糙，手的颜色也因为电击而发生了变化，绝望和恐惧瞬间淹没了我。我疯狂地摇晃着大姐，身子抖动起来，直到她苏醒过来，我才放肆地嚎啕大哭。 家里的主力都卧床休养，只剩下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母亲说，修房的事以后再说。 房子是一定要修的。我又说。 在胶土还没有被冻实落之前，我和二姐驾着骡车来到村子西头的水塘边。谁家盖房子、修房子，都会到塘边取胶土，这儿的胶土粘性很好。 我忘记我们挖了多久，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艰难。舅舅赶来帮我们把胶土搬到房顶上，铺好塑料布。弄停当后，我说，来年下再大的雨也不用拿盆子接水了。 从房顶上下来，望着修葺好的房子，我心里有了很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母亲没有评价工程的好坏，只是说了句：呀，我们蓉蓉和辉娃长大了！ 蓉蓉和辉娃是二姐与我的乳名。 三 村子里陆续有人外出打工，母亲就把别人家闲置的土地包下来，租金用庄稼抵消。之后，我们又在院子的北边开了一小片地，撒上粪后种了一拨儿西瓜。 突然就觉得日子红火起来了。 同样这样想的，还有很多父亲的债主。 许久未与父亲见面，我似乎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因为好赌，他欠下许多赌债。母亲当年带我们离开那个家，也是不想再与他和那些债务有什么牵扯。可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我们家收成最好的时候，那些债主就结伙来向母亲收父亲的旧账了。 其实母亲脚受伤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来过一次，当时因为于心不忍才空手离开。这次再来，肯定没那么容易打发了。 一群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围着院里的玉米和糖萝卜晃悠着，我明白他们的盘算。 母亲把柜子里的茶叶给他们泡着喝了，还放了白糖，不过没有给他们做饭吃。我和姐姐没有参与谈话，不知道他们和母亲说了一些什么，只记得没有发生什么争吵和不愉快。 等到那群人离开，天已经暗了。我把炕烧上，那个炕不知道为何总是在烧的时候冒很大的烟，不过只要是我烧炕，烟就相对小些。母亲坐在上面，说已经能感受到炕热了。 “他们要把咱们的庄稼拿走卖了，顶你爸的旧账。”母亲心情不怎么好，即使她想表现得云淡风轻些，但还是被我看出来了。不过我分不清她的不高兴是因为旧账还是因为再一次想到了父亲。 “我们是把玉米打籽装在袋子里，还是就这样散着让他们搬走？”我问母亲。 我和姐姐看的很开，觉得没什么值得愤恨的，他们拿走就拿走，来年还是会有收成，我们需要的是平静的生活。 “打籽装袋太费人了，他们自己想办法弄走就行了，你们现在把糖萝卜装几袋子放进地窖，我今年还打算给你们熬点糖吃。” 第二天，我和姐姐站在院子里看着那群人把我们的庄稼装车。完事后一个男人走到我跟前，说娃娃你几岁了，我说，属猴的。 其实我很想跑上前去和他们理论，希望他们能留下些什么，这样我们的冬天就不会过得太辛苦，但我忍住了。那群人走后，姐姐把地上的残渣清理干净，院子一下子显得很宽阔、空洞。 四 从兔子的死到修房子再到庄稼被人搬走，我从一个儿童长成一个少年，我明白了生命中最应该学会的事情不是斗争，而是相处。 所以，等到母亲决定带着我和姐姐离开那盘院子和房子，到城市里打工生活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把屋子收拾妥当后，我们想找一家能帮忙照看房子的人，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村子里已经没什么人可以托付了，明明一家已经赶在我们之前离开了这里。 屋里能带走的东西不多，只有脚边立着的几个包袱。母亲把窗帘拉好，用布将那些无法搬走的东西都盖起来。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塑料袋子，我想把门上的锁包起来，不然会生锈。 我们站在院子门口，望着房子，没有矫情地哭或者感伤。我朝着兔子窝的方向看去，它在我的视线盲区，被骡圈和猪圈挡着。其实就算我走到院子里也看不到兔子窝了，那里摆了许多杂物，它早已被掩盖，不存在了。 离开后，我们再也没回去过。 前段时间，表哥（大姨的儿子）回去过一次，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画面里有一排杨树，西边是一排残墙和矮小的三间无窗房子，房后能看到平坦的土地，油绿的庄稼在上面舒展开来。 我想，这张照片应该是初夏时拍的。
平静的早晨 叶士龙醒来时发现妻子正睁眼瞧着自己，他拿过床头的手机看了看，六点三十五分。 这天是11月9日，叶士龙在心里盘算着，到省城来看病已经27天了。躺在病床上的妻子面色苍白，神情平静，没有说话。 之前，妻子的病忽然恶化，浑身疼得不行，叶士龙拿着家里所有的钱带着她到了合肥，在武警医院进行透析治疗。透析用的是一种叫腹膜透析液的药物，每次都得先把腹中的积水通过透析管排出，然后将2000毫升的液体注入到体内。由于病情较重，张艳每天都需要换六次透析液，取出的液体每袋足有4斤2两，每天都要从她微微水肿的身体里注入取出二十多斤液体。 和前几次入院治疗不同，这次张艳感受到的痛感并没有随着透析的进行减轻，她告诉丈夫说“每天都比前一天疼得厉害”。叶士龙赶紧联系转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是安徽省内最好的医院之一。 住在医院感染科大楼的二楼最南头，病房门窗都朝向东面，阳光照进来显得很亮堂。几天前，由于腹壁皮肤感染，医生将治疗方法换成了血透，张艳的大腿上的一处血管被选为血透点。但新的治疗方法一直未显现出应有的效果，张艳不断向丈夫抱怨疼痛的缠绕。 今天早晨，妻子的平静让叶士龙觉得不安，但他转念想这或许是妻子病情好转的迹象，心里有些欢喜。两个人从恋爱结婚到如今都已经十四年了，几乎是无话不谈。他将两人之间的默契归结为自由恋爱，他常向村里的小伙子介绍经验，“爱人要自己谈哩”。相知多年，在一起不说话，也觉得很自然。 7点，值班护士对病人进行例行的输液，叶士龙将病床床头调高，让妻子保持仰躺的姿势。在输液的四个小时里，张艳多数时间都盯着天花板看，像是在思考什么，并不同身边的丈夫说话。偶尔，她嘴中会发出一些声音，都是些含混不清的音节。叶士龙早已经习惯妻子生病后的自言自语，他问讲什么，张艳也不理会他。 取下输液的药瓶，叶士龙将妻子扶到窗边吃午饭。午饭是由大楼里的王师傅配送的。尿毒症患者配餐一般都是白粥加灰面馍，一顿4块钱。生病之后，张艳的胃似乎也变得脆弱了，每餐都吃不了几口，吃完又会都呕吐了出来。一直在妻子身边照顾的叶士龙并没有其他的吃食，妻子吃剩下的就是他的。 碗里的白粥比同屋的病友多，叶士龙明白是王师傅可怜自己夫妻俩，每次都会往碗里多加一勺。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火 张艳吃了几口白粥，并没有如先前那样呕吐出来，妻子的表现扫去了这些天积攒在叶士龙心里的郁结。只是到事后，叶士龙才忽然觉得这其实是张艳死亡的一个准备。叶士龙将剩下的白粥和馍吃了个精光，坐在床沿上的妻子很虚弱，两腿不时会如同吹了寒风一样抖动，常年的透析使得她腿部钙流失了，常常“抽筋”。 十一点半，是张艳进行血透的时间。张艳身体虚弱，站立不稳，叶士龙将妻子扶上轮椅，说了声“走了”。他们由电梯下到一楼，转去安医附院门诊大楼的透析中心。初冬的阳光和煦温暖，街面上小吃摊点鼓起一团团的雾气，人来人往，这是张艳生前最后一次走出感染科大楼。 医院里的病友们，都称赞叶士龙对张艳的悉心照料。但叶觉得，这只是他对妻子的爱的回报。他们曾是村里水泥厂的工人。1996年，叶士龙被大卡车从腹部辗过，断了六根肋骨，昏迷了几天。叶士龙每次看着妻子忍痛汗涔涔的样子，都会忍不住红了眼眶，曾经的经历让他对痛有刻骨铭心的体验。 “她都不嫌弃我，嫁到了我家。”叶士龙记得当时自己身体好了，走路还经常一瘸一拐，出身于乡镇干部家庭的张艳并没嫌弃他穷和瘸，还是嫁给了他。他出事后，只要张艳来看他，他就立马觉得“好过了许多”。所以，他也选择陪在张艳的身边，让她觉得好过一点。从2007年发现尿毒症之后，他一直都在妻子的身边照料。 这天的透析，长达四个小时，张艳很多时候都闭着眼睛，似乎在休息，而叶士龙则坐在一旁无所事事地想些事情。对于妻子病因，他常回溯到水泥厂倒闭后两人一起的打工生涯。当时，他们都在嘉兴的一家印染厂工作，车间在高温定型机械的加温下常有五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张艳几次在生产线上晕厥。但一心想把家里搞好的她休息休息又回到了车间，直到查出患了病。 透析结束时，太阳已经偏西，叶士龙将妻子推回感染科大楼的病房。毒素被析出，这是尿毒症病人最为轻松的时刻。下午的饭点到了，叶士龙准备去给妻子拿配餐，但这时张艳忽然开口说，不想喝粥了，她想吃豇豆炒肉。这让叶士龙感到诧异，在四年多的求医住院经历中，妻子从未提出这样的要求，两个人节衣缩食惯了。在打工时，两口子曾经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斤豆腐，就着吃了五顿。 妻子有了胃口，叶士龙赶紧到医院门口的小饭馆里要了一个豇豆炒肉和一碗米饭，总共10元钱。张艳很快将一碗饭和豇豆炒肉的大半都吃了。看着胃口大开的妻子，叶士龙觉得由衷的开心，他觉得妻子的病似乎就要好了。 但事情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张艳在吃完饭后情绪忽然变得很激动。她开始央求丈夫带自己回家看孩子，“心里想得紧”。叶士龙赶紧开导她说，安心看病，等周末放学就让孩子上合肥来。但张艳激烈的情绪难以抑制，她开始冲丈夫发火。“我们结婚十四年都没见她那样过。”结婚十四年两个人没有争过一句嘴，叶士龙安慰自己是妻子太想孩子了。 现在回头看看，这是张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丈夫发火。 图|张艳遗体被接回安葬，病房中留下一张空床。 “是我拖累了整个家庭” 从省城回到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铁冲村，路上至少要折腾一天。这个大别山深处的乡镇紧邻着河南省和湖北省，“翻个山头就到了河南嘞”。 “你去给我买个鸭腿吧，嗯，我还想吃鸡爪子。”平静下来的张艳对丈夫说道，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初冬的夜里，寒气逼人，走到楼门口时打了个冷颤，他将身上青黑色的羽绒服和毛衣往下拉了拉，攒了攒脚趾。他还穿着从家里穿过来的淡黄色拖鞋，天生汗脚的他怕脚臭让妻子觉得不舒服，就一直穿着拖鞋照顾张艳。 医院门口就是夜市。一个鸭腿，六元钱，两个鸡爪，一个一块五毛钱。吃完了这些卤菜，张艳将手机从充电器连接线上拔了下来，这个电话是丈夫为了方便向亲友借钱买的。她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公婆两人。 叶士龙的爹娘接到儿媳妇的电话时，孙子孙女都已经睡下了。体力恢复的张艳情绪再度变得激动，她在电话里一直给公婆道歉：“对不起爹娘，是我拖累了整个家庭，将两个小孩子甩给你们。”说到这里，张艳泣不成声，甚至，她还细数了家庭对她的付出。 在铁冲村的公路旁，张艳曾和丈夫一起建起了村里最早的楼房，那还是2000年的时候，两层三间门面的楼房。而在去年，这一套房子也已经被抵押换得了7万元的医药费。如今，一家六口只是寄居在曾经的房子里，如果买家要收房，一家人就只能回到山崂上的坍圮的土屋中。 亲戚中能借的钱都已经借了，叶士龙粗算了一下，他和张艳双方的至亲有十多家，每家都借给自己上万元，其中邻屋居住的叔叔一家就出了五万，这几乎是这些家庭所有的积蓄。 “为治病，亲友们都是竭尽全力。”张艳和丈夫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但夫妻情笃，叶士龙说什么也不愿放弃。在张艳病情缓解的时候，他就去做泥水匠的小工，扛石头做帮工，每天赚40块钱。没有活儿时，他就上山找玉竹、蚂蚁精等药材卖，腿上常被蚂蝗吸附饮血，回到家发现时，蚂蝗都有小指头粗了。 年幼的女儿和儿子也很早懂事，11岁的女儿放学之后就会帮张艳换药，家里偶尔做一点好吃的，两个小孩知道妈妈要吃，从来都不动筷子。 张艳接着给自己的娘家人打了电话，她告诉自己的父母自己这些年很知足，丈夫和公婆对自己很好，好多事情都是怪自己的命，但遇到了好人。 听着妻子讲电话，坐在床边的叶士龙早已经是泪如雨下。“是我拖累你和孩子。”张艳对丈夫说道。紧接着，她又对丈夫嘱咐照顾好孩子，家里的钥匙她收在什么地方。叶士龙摇着头。 张艳之前也数次说过类似的话，但都被他劝住。他告诉妻子，刚刚表弟又借给他一万块钱，让她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事实上，叶士龙每天早上都要往医院账户里打两千五百元钱，而每天晚上去看账面时，又剩不下多少了。 “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了” “你看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我们参加的新农合能报销不少呢！”叶士龙拿出之前在武警医院报销的钱给妻子瞧，试图让她宽心。在武警医院的十天左右的治疗总共花了17000元，最后报销到手4000余元。 张艳患病的第一年是家里花钱最凶的，两口子最后合计了一下花了近16万元钱。由于当时农村合作医疗刚开始，叶士龙和村里的人们都不清楚如何操作，当时看病时都没有拿票据，最后几乎没有报销。到现在，乡镇卫生院的报销额度已经达到63%、在县级医院达到52%。但类似于尿毒症这样的重病，一般都需要到县外的医院治疗，报销额度却只有39%。 但张艳所用的药品很大部分是进口药品，医药费中能报销的部分并不高。叶士龙打听到，一起住院的不少城里人报销的标准都接近九成。这些病人常在阳台上下棋打牌，而他却没有那份儿心情。在这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穿着普通的张艳和丈夫，管床的医生和护士都回忆不出张艳的样子，甚至他们到最后都没能记住或者找到叶士龙的名字。 叶家还有一位“贵人”是县里的干部，他在三年的时间里给了叶家近5000元钱。这位“贵人”是县里的典型，获得过中央级媒体的报道。叶士龙安慰妻子说，会有人帮咱们，喏，“贵人”最近升职了。 丈夫的安慰让张艳平静了下来。但叶士龙觉得自己的劝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夫妻俩早就明白在农村患了重病多数都是等死。乡里和张艳一起去省城治病的一个中年人，为了治疗，把年幼的女儿都送人了。 而且，张艳早就知晓叶士龙的大哥就是患上尿毒症死去的，患病之初她就对丈夫讲，没希望了。1995年，哥哥叶士成因为无钱救治，在家里捱了四个月后死去，给这个家庭留下两个幼小的女儿。 在厕所发现了悬挂着的妻子 爱人的病痛让叶士龙一度低沉，念过高中并且是党员的他变得有些迷信。他曾请人算过命说，2010年和2011年对于张艳的病来说是一个坎儿，“迈过去了她能活到70岁”。他想等妻子身体恢复一些后，把自己的肾脏捐一个出来做移植手术。“我们都是A型血，应该可以移植的。”他心里的这个打算没有跟妻子提过，也没有找过医生求证。 但这却是他心里唯一的希望。晚上九点，妻子躺在床上，不时翻看着手机，想起来一个亲友就发个短信去，不让他看内容，发完后就删除了。约在九个小时后，他的希望不复存在了。 内心忐忑的叶士龙一直坐在窗前，与妻子并不言语，只见得手机屏幕的光芒在夜里照着妻子的脸，分明而又不真实。陪床的这几年，他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就是张艳夜里睡不着绣十字绣，他也陪着。四年里最好的时光，则是回到家和孩子在一起，张艳的文笔很不错，可以教五年级的儿子写他头疼的作文，而自己则可以辅导六年级女儿的数学。儿女学习都很好，得来的奖状贴满了家中堂屋的一面墙壁。 凌晨四点半，这个背负沉重负担的男人终于抵不住困倦，趴在妻子的旁边沉沉睡去。张艳获得了一个避开丈夫看护的机会。 病友孟南香是最后一个看到张艳的人，凌晨五点半附近，她因身体的疼痛醒来。屋内没有任何声响，孟南香不久又再睡去。她看到张艳坐在床边，眼睛长久地盯着睡去的丈夫。 可以想见之后，她取下床头的充电器连接线，借着清晨的微光蹑手蹑脚地走进病房里的厕所。之前的进食帮助她获得了行走的力气。在这个贴着蓝色和白色瓷砖的厕所里，张艳以那条用于“找钱”的手机充电器连接线在厕所墙顶的钢制横杠上结成环形，然后没有声息地将自己缢死。她不能发出任何响声，丈夫就在几米之外的地方睡着。 11月10日早晨六点三十分左右，醒来的叶士龙发现被窝里已经没有妻子的踪影。他焦急地查看了阳台和走廊，最后在厕所发现了悬挂着的尚有余温的妻子。 这天早晨，整层楼里的医生护士和病人都听见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嚎啕。
一 饥饿在六岁那年就杀死了我的童年。整个冬天，我和二哥都在田间地头有气无力地挪动，寻找任何有活气的生物，可一无所获。饥饿让人吃尽了一切，村里有许多大坑，是人们砍光了树木草丛后，又挖取向四周蔓延的根须留下的。村外小河，因为雨水奇缺而早早断流，河道剩下惨白的沙土，像是被剖开的肠胃。 这是1976年的冬天。我所在的豫南平原小村，人们刚从狂热里抽身出来，不再忙于批判、游街和学习各种典型，饥饿就接管了这里。缺乏营养的人无力言语，也不睡觉，目光呆滞地靠在一起，像泥塑人一样凝固成一个姿势，即使是生性好动的小孩，也和老人一同陷入沉默。 二哥带着我在小河的肠肠肚肚里来来回回翻捡了几遍，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入口的东西，也没有捡到柴火。全身唯一给大脑传递的信息，就是饿。 这天的晚饭是清水煮发霉的红薯干，很是幸运，这样的时节我家还有东西下肚。许多人家断了炊，但没有选择外出逃荒要饭，只是待在家里，和空荡荡肠胃彼此消磨。 大人们吃过晚饭不久就去躺着，任何多一点的活动都会消耗仅剩的热量。我和二哥却不想睡，我们知道，村里有一件大事要发生。生产队那头叫老倔的老黄牛病了，它是整个村里唯一的耕牛。我们溜过去看那头奄奄一息的老黄牛，大人们在焦虑地谈论着该怎么办。 这头老黄牛即将死去。聪明的二哥已经猜到，吃肉也许就是几天后的事。 二 村里的胡老歪是个兽医，他对老黄牛日益加重的病束手无策，带着村里的介绍信去县里报告了黄牛生病的情况，找医生买药。二哥说，这头牛要是死了，我们肯定就有牛肉吃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大人们都在焦虑着治好黄牛，我和二哥同样焦头烂额，一直盼着这头牛的死讯。 这头老黄牛是生产队的公家财产，它为集体辛苦服务了十多年，比二哥的岁数都大，是村集体唯一的牛。这头牛地位尊崇，甚至还有自己的名字，叫做“老倔”。老倔分明就是一个人才可以拥有的名字，就像村里正当壮年的男性劳动力：老庆、老肥、老黑、老蔫、老嗓子。 老倔的身体一向很好，脾气也不小，除了两位村领导，一般的村民根本使唤不了它。从它半个月前开始生病，村干部们就集体犯了愁：这头牛不幸病死了，那是谁都担不起的责任。老倔是集体的财产，在当年，集体财产损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领导们连夜召开班子会议，达成决议，由会计和兽医胡老歪一起，一大早就专程去公社做最新情况汇报，不久上面回复：赶紧治。胡老歪给牛吃了几天的消炎药，但显然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第一次喂药后，牛就有些站不稳了，不吃东西，水也很少喝。大家决定到县里兽医站去请专业的兽医来给老倔看病。会计一早出门，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才终于在兽医站下班前满头大汗地赶到了。兽医站的王兽医不愿意到那么远的地方出诊，而且村里除了药钱，其他的费用也给不起。 会计眼看请不到人，踌躇半天，经过讨价还价，许诺给王兽医3斤绿豆，王兽医这才半推半就地答应了这个请求。临行，他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村里用自行车接送他。 王兽医第二天中午才来到三合村，随即严肃指出了一个态度问题：这么冷的天，牛还病了，竟然没给牛棚做好防风措施，吃的还是干草料。村支书立即决定把自己盖的棉被拿出来，给牛盖上，并承诺改善老倔的伙食，每天两斤豆饼。豆饼，那是堪比饼干的好东西，我们这么大的孩子都吃不到。 王兽医给老倔喂过药后，领导们还招待他到条件好的书记家里吃了顿蚕豆面条，就匆忙跳上村里那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由专人送回家。兽医走后，老倔的情况却没有改善，还是一天天瘦下来，成了一副蒙着牛皮的骨头架子，连最能存肉的大腿和屁股也都见不到一丝肉。 眼见着，老倔终于熬不住了。从三天前到现在，老倔一口水没喝，一口料没吃。原本躺着的时候，它还能把头撑住，而到今天中午，就只能窝在地下，把头靠在墙角才能勉强维持。老倔的眼睛很大，现在看上去更大，却看不见一丝光亮，就那样死气沉沉的呆滞着。只有深陷的肚窝偶尔微微起伏，才能确认它依然活着。 冬天的天黑得早，即便是白天，整个天空也是丝毫不见活气。村里的有线广播这几天也没了声音。那一纸通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破了边，一动不动地贴在村委会门口的屋檐下。 没有人召集，也没有人传达，但是村委会门口的人却越来越多，全村70多户人家，除了外出的，竟然来了近百人。大家都抄着手，缩着脖子，靠墙或者不靠墙蹲在门前，等着消息，但是没有人说话。极端的饥饿使人失去说话的能力。 领导班子在村委开会已经几个小时了，晚饭都没顾得上吃，到现在，会议室的大门还是紧闭着。有两个民兵站在门口，不允许人靠近，屋里偶尔传出点声音，也根本听不清，微弱的煤油灯光投射在门缝，但是并没有透出来什么。 我在人堆里钻来钻去，想听听大家在说些什么，但是谁都没有说话。偶尔，有一两声咳嗽，很快就压抑住，没有狗叫没有鸡叫，整个山村没有任何的动静。 突然，二哥从牛棚方向跑过来，一边跑一边略显兴奋地高喊：“老倔死了！” 人群瞬时间搅动起来，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会议室，却忽略了事情的本质，牛的生死。 很快，会议室的门打开了，村领导举着油灯，一起来到牛棚前。村主任拉开牛棚门，把油灯靠近一看，发现老倔的脑袋已经彻底地倒了下去，一双巨大的牛眼还在睁着，只是已经不再转动。村支书蹲下来，把手放在牛脖子上停了一会，站起身，把棉帽子向上推了推，低声说： “快，还是热乎的，按会议定的方案办。” 三 我和二哥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我们发现其他人，特别是成年人和干部们，并没有什么轻松的表情，只是迅速指挥大家开始干活。 在村委会门前的空地上，人们迅速搬来了土坯砖，垒成三个大方格，上面很快就放上去三口黑黢黢的铁锅，人们有条不紊地清洗铁锅，从集体仓库里搬来很多大白萝卜，都清洗得干干净净。老倔被抬到锅边。跟死了的动物都是直挺挺的样子不一样，老倔身上还是软的，我怀疑它根本就没有死，于是悄悄把手放到老倔的鼻子前面，没有任何的热乎气息。 大人们卸掉了会议室的两扇大门，并排放好，兽医胡老歪掌刀，开始迅速地剥牛皮。很快，牛的内脏出来了，被放在不知道谁拿来的大木盆里。有人自发挑来了井水，几个妇女开始清洗牛的内脏。老倔直到被剁成很小的块，也始终没有一点血迹。最终，老倔的全身，除了牛角、肠子里的脏东西、牛皮以外，全部都被剁成小块，合着萝卜，被放在并排的三口大锅里，加上水，整整三锅。 所有的小孩子们都被叫起来了，五保户和年纪大的人，以及不能来到现场的人，由专人做了登记，工整地写在会计的小本子上。村委会门前灯火通明，就连往年的春节，也没有这样的阵势。 烹饪场面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还是没有人说话，实在迫不得已要说话，大家也是使用最简短的语言，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孩子们也不敢出声了。 我看见村干部去村集体的仓库边麦秸垛抱来了许多的麦秸，也有村民从自己的柴火垛拿来了一些树枝。人群突然停下来了，纷纷转过脸，用眼神寻找村支书的位置。 村支书蹲在一个角落，闷头抽着手卷旱纸烟。等了一会，支书站起来，扔掉手里的烟屁股，往常，这个烟屁股支书是不会丢的，他都细心收进口袋里。 支书对着人群大声喊：“联席扩大会议！就现在，快！” 所谓联席扩大会议，那一定是重大的决策，需要代表全体村民的真实意见才会举行的。很快，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村民兵排长、村妇联的头头，还有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在城里退休回来的老职工、老干部，总共十多个人，陆续走进村委会会议室大门。奇怪的是，这次重要的会议刚开始是关上了门，但是随即又被打开了，人群一窝蜂地拥挤在门口，会议也在肃穆的氛围下，隆重召开了。 直到听他们讲了十多分钟，我和二哥才明白：原来是没有足够的硬柴火来烧开这三口煮牛肉的大锅。等我们回过劲来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因为村民们每家都只有麦秸，少数人家有点木柴，也都是被破成很小块的木条或者很细的树枝，这样的柴火想把这三锅牛肉煮熟，几乎是不可能的。柴火在当时某种程度上是比粮食还重要的物资。如果把全村的柴火都烧干净，那大家以后也就没法活。 平常村里的会议都是很快就能达成一致意见，就算是偶尔有点小分歧，支书最后只要站起来一拍桌子，事情就有了最权威的结果。但这次会议却并没有预想那样顺利，争执很激烈，有的人顿时哭成泪人，有的人额头青筋暴露，有的人似乎忘记了零下十多度的严寒，敞开了衣服，露出薄薄的单衣，把胸膛拍得山响，大部分人低着头，欲言又止。 事情总归还是有个结果的。争执一个多小时后，头脑们终于有了统一的意见，而这个结果，也是为数不多在当场就被大家知道的：挖坟！ 四 这两个字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没有人记得，或者没有人想记得。当会议结果向全体村民宣布的时候，人群炸了锅。 三合村的人从小就受到尊祖敬老的教育，这样的故事也一辈辈由家长花样翻新地编出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用来教育儿孙们。其中最著名的版本讲到，本村的先人在民国时期逃荒路上，随时都有饿死倒在路边的可能，有个胡姓的村民宁愿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路边，看他哇哇大哭，也不愿意把背在身上的20多块祖宗牌位放下，祖宗到底有多重要，这个故事足以说明。 可如今，竟然要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了。有老人颤巍巍地拿着拐杖在地下使劲戳着，用几乎吼叫的声音喊出一句话：“祖宗的坟，那是咱们的根啊，再怎么样，就算饿死，可不敢伤了咱这根啊，伤了这个根，咱还有啥脸活在这世上”！看着老人表达他的愤怒，所有人都低下头，一声不吭。没有反对，也没有赞同。在饥饿面前，计划还是开始执行了。 三合村有三个姓氏，各姓氏族长站出来，号召自己的族人听从安排，派出自己家族的代表，参加挖坟活动。 每个姓选派出五个人，许多人都自发地跟随，大家举着火把，带着铁锨、绳子、铁镐，来到村北角的坟地。村长指挥人抬着长条桌，权作香案，然后摆上带来的香烛、祭品和鞭炮。 每人手持一根香火，齐刷刷下跪，开始祷告。这是三合村历史上第一次三姓人一起，而且是用同一个香案祭品来祭拜。 这天夜里，天气比白天更加干冷，但是却没有一丝的风，两只粗壮的黄色蜡烛分左右摆开，村长让灭了火把。祭拜完毕，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谁做这第一个动手的呢？村长看看支书，支书略作沉吟，说了句：“换子而食，还记得吗。” 村长立即领会，马上指挥胡姓的族人开始挖自己金家的祖坟。每座坟是什么身份，族人都很清楚，不仅因为墓碑上面有姓名，更因为这是他们每年十月初一、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以及出远门和从远处回来都要去的地方。 挖坟由各姓族长指定，让他姓族人动手，从时间最远的先人开始挖起。 村长家的先人坟被第一个挖开了。村长背过身体，跪在坟旁，同姓的其他没有动手的族人也学着村长的样子，背对着坟墓，跪了下去。这表明，不孝后人没脸见到祖宗。 这里的棺材都埋得不深，被刨开后，棺木在火把照耀下，还散发着黑亮的光芒，油漆都还是簇新的，就如同刚刚下葬。 三合村的老人都遵循轻生重死的理念：活着的时候，无论多苦都没有关系，但是在死之前，一定要提前许多年给自己准备一口像样的棺材，不仅要材质好，还讲究材料厚实、讲究用整木，除非是出了意外来不及备棺就死了，否则，就一定要不计成本给棺材做油漆。 有点能力的家庭，棺材的油漆还要做七遍，每一遍做完后，都要等到自然干透以后再做下一道。做工还要精细讲究：从棺材顶盖大福字、侧面的卐字贴金、后面板的知足常乐，整个棺材的七块板都有讲究，耗时长的要准备十多年。 揭开棺盖，里面只剩下一层看不清颜色的衣服，大家齐心协力，把棺材翻过来，灰白色尸骨就随着衣服滚落下去，随后很快又被土填埋上。 有了开头，接下来的程序照做就简单多了，期间也有人在先人的棺材被挖出来后扑过去大哭的，都迅速被人拉起转移到别处去。更多的人则缩着脖子，双手交替拢在袖口，茫然而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每个家族被挖起了四口棺材。挖人祖先坟墓的人，自家的坟墓也当面被别挖开，如法炮制、互不怨恨、齐心协力。 每个被挖的老坟，都变成了新坟。在这一年之后，这些被挖的坟前都被子孙特意隆重祭奠。也有挖了别人祖坟的人，在祭拜自家祖先的时候，也来到别人家祖坟前祷告，说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五 十二口乌黑油亮的棺木被抬到了村委会门前。无论花费多少心思，多结实、多厚实的棺材，在刀斧面前都不堪一击的。很快，这些棺材都变成了一堆柴火。有油漆的地方会在火把的照耀下反射出光，其他的面，都是白生生的木头。 凌晨三点多，在这些柴火即将用光的时候，三锅牛肉散发出久违的、仿佛人们前世才闻过的香味。瘦如干柴的老倔，在煮熟后变得丰满起来，随着萝卜翻滚，一块块附着在骨头上的牛肉大餐就这样成了。 村里的所有人，包括走亲戚来的，还有走不动路的老人和久病的五保户，每个人都分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有的可能肉多点，有的可能萝卜多点，总之都是由村长掌勺，并安排人根据临时造册的花名册进行分配，每个人都没有落下。 我和二哥当场就领到了自己的那份。我很想通过我碗里的这块骨头判断出，这是老倔身上的哪个部位，可是最终也没能辨别出来。二哥那份快要吃完的时候，我赶紧连骨头带肉吞咽，连汤都不剩一滴。 在苍茫的夜空下，场地里上百号人听不到任何人说话，只有咀嚼喝汤的声音。人们脸上因为食物而涌上的幸福感，被羞耻和痛苦压抑撕扯着，泛出奇怪的红色。 这一天，我有了对这个世界的第一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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