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2016

一衣带水，中国和日本。无论怎样的感情，怎样的关系，“搬不走的邻国”是永远的事实。2017年，中日进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一方面，被学者形容为阴霾密布的中日关系没有看到柳暗花明的转折点，而安倍连续赢得国政选举的胜利使得日本右翼势力节节得势，“统一防卫战略”正在强硬出台，从东海、南海、台海搅局直指中国；另一方面，过往一年中国有700万人次访日，接近访日人口的30%，尽管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仍徘徊在历史最低水平，但已出现止跌回升迹象，中日贸易受全球经济减速拖累，但降幅明显收窄，2.3万家在华日资企业中，60.4%盈利，15.9%持平，日本财界对中国市场依然寄以厚望……中日关系持续僵冷的历史心理逻辑何在？特朗普执政下中日关系变数多大？中国学者如何在战略上做好不变应万变？中日如何在逆境中营造民间交流，逆水行舟迎来曾有的蜜月期？上周末，这些政治和国际时局的名词，以变化的前后组合，一年一度，成为了上海日本学会“2016年日本政经形势研讨会”的主题。话题沉重如又来袭的雾霾，却又凝聚着上海学界的日本问题研究、日语教学学者、媒体们开启自己的责任和理性，逆境中求索，如该会老会长、资深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俞彭年所言：中日关系恶化无可避免；但这种关系会结束，邦交正常化后曾出现过的蜜月会重现；要有信心！文化心理的割裂：百年东亚盟主，低不下承认中国强大的头（俞彭年）在2016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天皇奖“的俞彭年教授，是上海学界受人尊重的日本问题专家。1937年出生日本的俞彭年，在1953年响应了周恩来号召回国工作至今，曾担任上海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在研讨会上，这位深谙日本文化的老会长坦言：“要让有100多年优越感的日本承认崛起的中国是大国和强国，目前很难，但这是大势所趋，这将有个磨合期，这对日本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基于此，俞彭年认为，中日关系恶化是无法避免的，唯一的转机是在中美真正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后，日本或许会承认强大中国是邻居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场景犹如当年邦交正常化建立的前提是美国在和中国接触，日本随后很快从心底里承认了“新中国”。特邀嘉宾、市政府外办前主任俞彭年俞彭年分析，中日能进入了邦交正常化第45个年头，是因为日本当年接受了新中国。现在对于“中国是大国，并朝强国和负责任大国走”的现状，是理智上接受、情感上不接受，因此要和美国一起和中国“闹”。这和日本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可度密切相关。俞彭年回顾，1862年，日本幕府曾派一支船来上海考察中华文明，如很多历史学家曾描述，“日本对中华文明感到了幻灭”。明治维新时的“脱亚入欧”，其中的“亚”，也就是他曾崇拜的中华文明，甲午战争中国溃败，日俄战争日本胜出，更滋长了日本自大之心，认为自己是优秀民族，是东亚的盟主。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但日本认为，自己是败给了美国人，中国人是分得了美国的胜利果实，心里仍然看不起中国；进入21世纪，日本认为，过去愚昧的中国不过是成了暴发户。而中国2009年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让他接受不了。而第一个十年后，美国的“亚太政策”让日本右翼感到东风再现，期望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眼下，特朗普即将执政，日本有舆论判断，如果美国对外政策后缩，给日本独立自主权，中日美三国间，可以有一场“三国演义”，而自诩甚高的日本认为，自己有强大的国力，可和美国、中国平起平坐。日本幕府曾派船来上海考察中华文明由此，俞彭年分析，中日关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借用经济学的描述，这是一种新常态。因为，日本无法摆脱100多年来形成的优越感。但中国强大是大势所趋，怎样情形下日本会接受这个即将的不争现实呢？“只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真正成型后，才可能结束这个新常态。日本会被迫接受中国的强大。”见证过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蜜月期的俞彭年同时坚信，周恩来等前辈营造的中日友好外交氛围弥足珍贵，对于关系的好转“要有信心。”  音频版权归上海日本学会“2016年日本政经形势研讨会”所有，违者必究

怎样才是大国应有的外交？上周末，两位同是77岁的长者的回答进入公众视野。一位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华黎明，他在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上谈到了中国的外交官的职责；另一位是居住在英国伦敦的记者兼制片人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他在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中亲自出镜、解说，皮尔格以强烈批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著名。两位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长者的共同观点是：一旦核战爆发，人类将遭殃。讲堂君将以第三人称方式引述两位长者观点，并约请这期《中国正在说》主持、新华社高级编辑吴学兰发来主持感言。音频来源版权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 违者必究

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和四类国家吵架？特朗普重经贸不重战略或许对中国是战略机遇？中国的工业化实力奠定了美国要面对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老二”对手，中美关系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上周五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音频来源版权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 违者必究

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和四类国家吵架？特朗普重经贸不重战略或许对中国是战略机遇？中国的工业化实力奠定了美国要面对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老二”对手，中美关系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上周五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音频来源版权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 违者必究

机械模仿西方模式必然失败，已有的改革摸索之路和传统的东方优势将在当下发挥作用，在辨析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优劣后，我们是否找到了发展的更精准的方向？中国大而不强的现状如何改变？美国在二战后重视教育、科技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发？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求学、教学40余年在西方的亲身体验主讲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并做精彩互动。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与听友共同分享这位“混沌理论”专家的心得。第一次讲中国模式是在2009年的巴西，被问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文革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音频：来源于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专栏 违者必究

与听友分享著名的人口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主旨演讲，他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两个“L”型轨迹的精彩阐述。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2016中国经济论坛——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使我们能获悉业界权威专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的研判对于世界经济的低迷状态，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需求侧所致。朱民总裁刚才提到美国经济引导的世界经济也存在许多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侧问题，这与我认识的中国经济比较接近，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比较稳定，且持续不变。而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发展阶段变化时期，它的潜在增长率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英文大写字母（“V”与“L”）的说法。第一，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V”字型的宏观经济复苏。“V”字型是指潜在增长率的回归。第二，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个大写“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为何不是“V”字型？我们过去进行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短期与中长期的两个“L”型增长轨迹。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不是“V”字型的。我们不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这是供给侧的原因导致的，而供给侧主要是由于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人口红利这种不可逆转的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逆转的人口红利2017年后消失，密集型产业将会回撤中国15岁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峰值，自此之后转为负增长，是绝对减少的状态。当然，以15岁至59岁年龄段作为计算劳动力人口的指标，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20岁之前还有许多人正在读书，并未就业。真正决定劳动力人口的指标称为经济活动人口，以劳动参与率进行参照。而经济活动人口指标，在2017年达到峰值，明年之后，将进入负增长。也就是说，劳动力绝对供给的负增长已是定局。过去很多人批评我，认为我过分强调了人口、劳动力等因素，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远不止这些。我们以单位劳动成本指标反映劳动力供给，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工资增加，单位劳动成本一定会提高，但是若劳动生产率能够随之一起提高，就不会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不会迅速丧失比较优势。然而，由于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发生得太突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跟不上劳动成本提高的速度了，导致单位劳动成本不断提高。与世界上主要发达制造业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相比，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发达制造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本国的制造业往回撤。事实上，也有一些国家确实这么做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比较其他因素，例如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那些国家很可能会替代我们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国。

人民币进国际货币储备篮子SDR两个月了，给国人带来了什么，国人在快乐之余还需要警惕什么？如何从人民利益角度解读中国与美国对待货币主权的不同态度？如何看待人民币在现有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人民币入篮和“一带一路”有何联系？上周五，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题中，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主持，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主讲，就《人民币入篮后和维护货币主权》做了深入探讨。现特邀郑若麟撰写主持感言，并整编现场演讲和互动内容，以飨听友。音频来源于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栏目，违者必究

第106期文汇讲堂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了主题演讲《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并与前往美国观察大选的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做了深入对话，对上述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特朗普承诺减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汽车企业管理层人员张大勇：我有几位在美国就读的同学认为，若特朗普上台，首先会进行减税，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利。而若希拉里执政，则还是会保持以前的政策。面对美国目前的衰落状况，如果进行一些变化，有助于美国重新振兴。因此，他们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请问两位教授如何看待这些观点？郑永年：我个人比较认同该观点。希拉里完全代表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她若当选，美国还将继续衰落。虽然，特朗普的当选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也给美国带来变革的希望。关于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维持运作，那么这些开支应从何处获取？应该减谁的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是一个较大的政治体，政府收入减少，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功能的运作。因此，关于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实施，还有待观察。黄仁伟：减税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已经接近GDP的总量了。每年30%至40%的财政资金需支付债务的利息，资金非常紧张。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坚决反对减少军队开支，另一方面，美国又计划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既要减税，又要增加军费，还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8年以来，美国联邦债务又增加了一倍。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所以，特朗普口头说减税是容易的，但真正实行却是不容易的。政权合法性：业绩是最重要的评价因素上海高校政治学专业学生许明：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有人说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它的历史性。又有人说政权合法性来自于民主，是一种人民的授权。也有人说一个政权合法性来自经济的绩效，评价一个政体应当考虑哪些因素？郑永年：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理论，还是法理或是选票的角度，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的评价因素都不是单一的，而且不同时期的评价标准也不相同。以中国历史为例，对开国皇帝而言，肯定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继任的皇帝，则是业绩最为重要。同样，在民主时代，选票比较重要；在中东国家，宗教信仰比较重要。每个政权的合法性需要考察多种资源，不同时代需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进行调整。关于西方民主，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其所谓的人民赋权难道仅仅意味着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吗？任何时候，评价任何政体，经济业绩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好，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能有较好的生活；但若发生经济危机，民主与非民主政体都会产生麻烦。因此，我认为，业绩比其他的资源更重要。但是，过于民主也可能会产生问题。过去，希特勒为何会当选德国元首？因为当时的民主无法解决百姓的生机问题，导致极右派势力的掌权。所以，业绩是最为重要的评价因素。仅仅是一人一票并不能说明人民得到了授权，应当设计一种能够真正挑选人才的机制。雅典时期，亚里士多德也分析了民主的多种形式 中学历史老师王葆瑜：西方民主的源头应该在雅典，因为雅典的民主——一人一票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他以死捍卫了他信仰的民主。他死后柏拉图撰写《理想国》继续论述民主的形成和过程。现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也是一人一票所致。人类为民主奋斗了千年，才有了近代几百年的成果。这是否是历史的循环？如何借古思今？ 黄仁伟：雅典政治的民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奴隶没有投票权、平民也没有发言权，只有贵族才有充分的发言权。看看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辩论，我觉得民主是被神话了，说得太美好了。在美国就是政治正确，你只要讲民主、自由、西方普世价值就是对的，你只要不讲这个就是错的。事实上，美国自己在不断地违反自己说的那一套。雅典民主只是一个后来人对它的总结，并不是当时的事实。郑永年：我补充一下，你提到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已经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权是最好的，所以提出“哲学王”。亚里士多德更重要，他总结了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体，有一人统治、多人统治、寡头、民主、共和，他也在寻求一种人类社会最好的政体。一人一票的民主是非常近代，甚至当代的概念，始于1970年代。学者应该像古希腊一样探讨什么样的政体对我们是比较好的，没有最好而是更好的一个体制，这需要你有开放的心态。西方的错误是，总认为他们这个民主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不求进步。一旦认为你是最好的，就会像中国清朝一样进入衰落。还是邓小平先生说的思想解放最重要。当今的政党划分须警惕种族主义的渗透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研究生何浏阳:过去西方的政治以左右作为政党划分的轴线，但最近从欧洲、美国的政治形势看，左右分化的政党轴线似乎已经改变，过去左右分化以是否支持国家的管制和干预为标准。但此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阶层的白人男性，那么，政党划分的新轴线是什么？郑永年：左右是怎么来的？西方的左右就是阶级左右，最早出现左右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壮大后左右也以此区分。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此前布莱尔首相之所以要提出“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要超越左右。我们担心，左右的划分是否会包含种族因素？在德国、法国，右派政党都有种族主义思想；更为危险的是，不少非西方国家，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政党、华人政党以及印度、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都在显露这种倾向，但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必然会走向冲突的边缘。黄仁伟：此次美国大选存在左右的划分，左的反对派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桑德斯身上。他对现状不满，他的观点是富人拥有过多的财富。右的反对派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川普上，他的观点是移民剥夺了他们的财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赶走移民，这是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但桑德斯在党内就落选了，于是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代表下层民众，而希拉里代表上层，左右在这里又混淆了。超额利润在全世界流动，西方福利制度遇困大学教师王迥：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资产阶级生意人的共和国”。特朗普的当选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我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般原理解释“特朗普现象”？黄仁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政党代表某个阶级，是这种关系的集中表现。过去财富在一个国家内分配，因此阶级也在国家内划分，现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配，是如今许多国家矛盾的根源，这是一个新现象，而财富的世界性流动同国内某个阶级关系不大。二战后很长时间里，整个世界的超额利润都是向西方流动的，超额利润可以养活工人阶级，因此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西方的稳定。但如今西方获得的超额利润明显减少了，因此西方就出现了福利制度难以维持的现象，比如欧盟这样一个超国家面临的挑战，就是福利制度难以维持。这是一个新问题、新现象。

第106期文汇讲堂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了主题演讲《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并与前往美国观察大选的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做了深入对话，对上述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

11月26日晚，第106期文汇讲堂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了主题演讲《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并与前往美国观察大选的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做了深入对话，对上述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现整理后分享给众多来现场和更多未来现场的听友。

11月26日晚，第106期文汇讲堂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了主题演讲《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并与前往美国观察大选的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做了深入对话，对上述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现整理后分享给众多来现场和更多未来现场的听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前的长征，党和人民紧紧依靠，最终取得胜利，改变了中国近代的悲惨命运。8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正在影响世界，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重提长征精神的意义何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中以《不忘初心继续长征》为主题展开精彩演讲，讲堂特邀请该期主持、媒体资深时事评论员、新华社高级编辑吴学兰撰写主持感言。音频来源于：中国正在说，违者必究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文明和中国方案正在为世界作着贡献。但是，相对于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缺乏应有的信心。固然，西方的文化有其优秀之处，但中国的文化就一无是处吗？背后缘由需要反思。就此现象，文汇报原驻法国首席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汇报》高级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中展开主题演讲。讲堂特邀请该期主持、媒体资深时事评论员、音频来源于：中国正在说，违者必究

主讲嘉宾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2015年11月20日，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大会演讲环节，在蓝普顿、马丁·雅克、库恩、李君如之后的郑永年登台，他说：我要改变演讲主题，谈谈学习。这节12分钟即兴演讲赢得热烈掌声，文汇讲堂微信将此编辑为《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为了成功而非失败》。在随后的集体采访中，郑永年除了强调学习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外，也揶揄了欧美的学习态度，“结构性陷阱使得他们只能学习‘不学习'。”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人郑永年的学习成果也有目共睹，从民族主义、中央与地方关系、土地分配制度到互联网技术、内部多元主义等等事关中国改革的进程，均有见解和见识。2016年更新了50%再版的《中国模式》一书中，他把2010年第一版副题“经验与困局”调整为“经验与挑战”，然而，“经验”始终不变，基于国情调查、总结而得出的经验，是郑永年的方法论基石，也是这位随中国改革开放共成长、伴全球化潮流共思考的学者的学习成果——西方理论是西方产物，解释中国则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今世界正面临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必须要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中国为什么要建设“一带一路”？世界人民为什么需要中国来建设“一带一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日前播出文汇报原驻法国首席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汇报》高级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主讲的《 “一带一路”的中国智慧》，两位深入一线的嘉宾分享了诸多幕后故事。讲堂特邀请郑若麟撰写主持感言，并分享现场内容，听听嘉宾视野里的“中国故事”。该栏目第一期是张维为（讲堂第31期、42期嘉宾）的《中国：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讲堂以嘉宾观点形式给予报道为何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广受欢迎解决世界难题：破解贫穷和贫富悬殊，关键在全球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性话题。它要解决的是世界性的难题和中国发展的难题，什么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是“乱云飞渡”仍从容，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像阿拉伯地区出现了叙利亚内战；发达国家出现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发展中国家的乱象根源在于贫穷，发达国家的乱象根源在于贫富差距过大。11月16日，丝路国际银行（Silk Road International Bank，“SRIB”）在吉布提正式宣布成立怎么消除这两个贫，这个贫富不均的源头在哪里，全球化主要的是海上的全球化，凡是离海洋越远的城市和国家，经济越落后，70%的世界产出来自于沿海地区一百公里的地带，只有帮助陆地和海洋实现互联互通，才能够消除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是贸易，更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互联网，看看21世纪的互联网的地图，整个世界的互联网都被美国控制，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1个在日本1个在英国，却没有一个在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海底的光缆都是通向美国，全世界大量依附于美国， 每个人发的电子邮件都需要到美国转一圈，才能到对面去，这样怎么可能摆脱贫穷落后，怎么可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所以今天要通，通达天下，互通有无，中国人正在修建从拉丁美洲到非洲的海底光缆，使它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当然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发展难题，因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买不起中国制造的产品，造成了中国产能过剩，出口下滑的局面。太平洋地区光缆示意图分享中国优质产能：整合欧亚大陆，平衡海陆发展来源|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

沸腾时代的友谊，徐光启与利玛窦文/文汇讲堂 童毅影《论语》的开篇首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被世人所熟知。这句话也常常被应用在大大小小的活动和会议，以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上，更有千人共诵的场景。大约在400多年前，有一位意大利人也想到这句话，希望以朋友的身份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他就是在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以双重文化传递者的角色用文言文写下了广为流传的《交友论》，他与徐光启等晚明士大夫的友谊更是为人称道。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上）与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下）以友谊为主题进行现场交流11月6日，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亦选用了这句话，以“有朋自远方来”为题，在上海图书馆的多功能厅也展开了一场中意文化交流论坛。在讲座的宣传册中，有这样的话语“徐光启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因中意友谊而闻名的伟人，是中意两国友谊的见证。”作为第16届世界意大利语周的压轴闭幕活动，论坛邀请了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与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进行现场交流，主题也正是友谊。两人均由徐光启和利玛窦之间的友谊谈开去，从明末的自由思想到文艺复兴，从《交友论》到侠客意识。两位不同国家的学者用同一种语言，展示的正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慨与情怀。ps音频来源于上图，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卓新平：不了解宗教历史，就无法看清国际政治文/文汇讲堂童毅影1978年卓新平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世界宗教研究系，专攻基督教专业。虽经常被称为是“洋和尚”，但卓新平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主张从学术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立场来研究宗教。从23岁被称为小卓开始对世界宗教进行研究，到如今，卓新平笑称已经被众人称呼他为老卓，60岁生日一过，称呼更是变为了卓老，他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研究的发展与变化。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庆60周年之邀，9月28日，卓新平在光华楼开讲“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宗教学问题”，虽是复旦的“命题作文”，但没有人比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一职18年的卓新平更为合适。宗教是研究世界政治、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当年基辛格的一本《论中国》因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而引发人们的共识，基辛格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和政客，正是从中国人思维模式出发成功地分析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战略和决策机制。同样的，不对世界宗教有基础的认识亦不能做出对世界政治的有效判断。德国的移民问题、苏格兰的脱英举动背后都有着深切的宗教原因。在卓新平看来，认识宗教历史发展，才能认清国际政治，认识宗教才能从宗教的本质出发寻求民族宗教的稳定发展。

江怡在复旦哲院演讲谈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变化——“在不可言说的地方，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人类为何会说不同的语言，《圣经》里有个著名的“巴比伦通天塔”故事：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类联合起来想搭建通向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这一计划，上帝施法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们的思想不能互相沟通。这个故事源远流长，它揭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密切而深刻的历史血缘。众所周知，20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的转向”，由此诞生了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语言哲学。著名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正是造成这场“语言转向”的第一人，也是促成语言哲学出场并为分析哲学做出奠基的重要代表。但是，在常人看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异常难懂：一方面，他对原有哲学认识世界方式的彻底改变，使得他的思想和我们对哲学本身的理解有了巨大差距；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然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团，不断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而对他思想的理解则是一个无穷的诱惑，永远吸引着对未知有探索欲的学人和学子。10月26日，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六十华诞庆典系列活动的压轴讲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江怡教授以《维特根斯坦传奇：语言如何为理性奠基》为题，面对慕名而来、座无虚席的听众，开场以这样的话引发了大家的兴趣和思考：“我们能够读懂维特根斯坦书中的每一个字，但却无法理解他在书中的每一句话的意思。”

人类为何会说不同的语言，《圣经》里有个著名的“巴比伦通天塔”故事：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类联合起来想搭建通向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这一计划，上帝施法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们的思想不能互相沟通。这个故事源远流长，它揭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密切而深刻的历史血缘。众所周知，20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的转向”，由此诞生了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语言哲学。著名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正是造成这场“语言转向”的第一人，也是促成语言哲学出场并为分析哲学做出奠基的重要代表。江怡在复旦哲院演讲谈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变化——“在不可言说的地方，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但是，在常人看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异常难懂：一方面，他对原有哲学认识世界方式的彻底改变，使得他的思想和我们对哲学本身的理解有了巨大差距；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然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团，不断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而对他思想的理解则是一个无穷的诱惑，永远吸引着对未知有探索欲的学人和学子。10月26日，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六十华诞庆典系列活动的压轴讲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江怡教授以《维特根斯坦传奇：语言如何为理性奠基》为题，面对慕名而来、座无虚席的听众，开场以这样的话引发了大家的兴趣和思考：“我们能够读懂维特根斯坦书中的每一个字，但却无法理解他在书中的每一句话的意思。”

中国在短短的七十年时间里，从一个弱小的，备受欺凌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故事非常精彩。但实际上，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中国国内部分人，总是抱着“西方中心论”，“文明终结论”的观点看待中国。中国该如何自信地讲好自己的故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将陆续播出系列演讲，今分享讲堂嘉宾张维为在节目中所做的主题演讲。来源|《中国正在说》节目

10月23日下午，首都博物馆馆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郭小凌做客第105期文汇讲堂，主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图，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陈恒任对话嘉宾，共话汤因比精神遗产与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演讲经讲堂整理编辑后分享与广大听友，同嘉宾们一起，感受智人遗产。

10月23日下午，首都博物馆馆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郭小凌做客第105期文汇讲堂，主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图，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陈恒任对话嘉宾，共话汤因比精神遗产与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李宏图：我给郭老师演讲的一句话点评是：在一个史学演进过程当中，在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将汤因比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价值作了提炼，便于我们今后深入阅读。陈恒：我的感想是，郭老师用“两头不讨好”精准定位了汤因比的永恒意义。其实这种两头不讨好的人物，其在历史上的价值也许更大。汤因比通过历史来表达情怀与寄托是一般做个案研究的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他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和命运，这一点恰恰被多数人所忽略。对于《历史研究》一书的沉浮，无论1930年代媒体的追捧，还是 1980年代学术界的重视，关键在于汤因比所具备的问题意识式的解释模式，这与学术意识式的考据模式形成了冲突。比如，尼采于1872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就遭到其同行古典学家的强力批判：他们一定要把尼采赶出古典学界，从而造就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可见解释派和考据派之争已非新鲜事物，今天再论汤因比的价值和意义也恰恰在于他的解释，而不在于他的考证。

10月23日下午，首都博物馆馆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郭小凌做客第105期文汇讲堂，主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图，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陈恒任对话嘉宾，共话汤因比精神遗产与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演讲经讲堂整理编辑后分享与广大听友，同嘉宾们一起，感受智人遗产。“挑战-应战”理论可资解释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事业汤因比贯穿文明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过程的挑战应战理论，实际体现的是外因和内因的互动关系。挑战是外因，是引起变化的条件；应战是内因，是挑战引起变化的依据。他用圣经中夏娃遇到毒蛇的挑战来形容这种因外来因素的刺激改变自身固有的完美状态，引起新的社会创造。在他看来，文明起源来自打击、压力、不幸等外因的刺激，更多地是若干刺激混合而生的挑战。无论应对挑战成功与否，均与遇到挑战的社会中是否出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杰出人物有关。他们是训练与带领缺乏自觉意识的民众去实现伟大梦想的关键。但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在取得胜利成为统治者后，容易沉溺于胜利之中，贪图享乐，丧失进取心，而失去领袖的魅力，导致精英与民众脱离。当民众对日益腐败失去创造力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时，原有的社会和谐开始解体，文明也开始衰败。如果衰败的挑战没有杰出人物的复出与应对，文明就可能在内外无产者的夹击中彻底解体。我们看到，由于汤因比的这套解释覆盖任何一个文明的变迁过程，因此它就有了应用意义。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看做是一百多年受到打击、压力和不幸的刺激而引起的回应。复兴一词最恰当不过地说明这些打击、压力和不幸对中华民族的心灵刺激。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一个不断延续的原初文明，虽经治乱兴替的一次次挑战，却均能凤凰涅槃、浴火再生，挑战和应战、退隐和复出的理论为我们看待自身历史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10月23日下午，首都博物馆馆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郭小凌做客第105期文汇讲堂，主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图，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陈恒任对话嘉宾，共话汤因比精神遗产与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演讲经讲堂整理编辑后分享与广大听友，同嘉宾们一起，感受智人遗产。文明之间是平等的，文明的延续经受“挑战-应战”模式郭小凌：重读汤因比，感受智人遗产阿德诺·汤因比出生于1889年，41年前离世。他一生非常入世，在牛津大学执教时，一战爆发，他去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后回到伦敦大学，1925年，希腊和土耳其战争爆发，他去《曼彻斯特报》当战地记者；战争结束后，他回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执教直到1955年退休。 他著作等身，共撰写了约80本专著，足见其效率之高，勤奋之深。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20世纪的汤因比著作呢？

 1、如何理解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看法的转变？2、如果说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这些概念因为被政治借用而有了意识形态色彩，因而导致东西方对其不一致的回应和评价，那么我想问问在李老师的理解下我们如何能够剥去政治话语这层外衣去接近“普世价值”呢？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从一开始便是伴随某种政治运动而生，作为政治运动的前导或注脚来被表达和被接受，如果不凭借政治修辞，我们还能怎样去理解和表述这些概念并将其上升为普世价值呢？3、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不以国家为单位，而以文明为单位。从历史进程看，中华文明不仅属于中华本土，而且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文明渐成衰微趋势的情况下，中华文明应向世界提供什么样文明借鉴？4、希望老师谈一谈，汤因比对你的思想和观念有什么影响？然后，汤因比这些观念和思想对当代的我们有何借鉴意义？首都博物馆馆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郭小凌做客第105期文汇讲堂，主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比》，从历史和哲学的复合视野评价了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以及其为后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图，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陈恒任对话嘉宾。现场提问火爆。讲堂微信奉上现场互动与点评精编，以便读者先睹为快！主讲和对话将在下周的演讲精华版中与大家分享。

郭小凌：从“FACT”中寻找并展示智慧  千禧年前，知天命年的郭小凌埋头翻译汤因比1972年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在《为什么研究历史》一节中有一句话：英语“FACT”（事实）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意就是“做或演示出来的东西”，只有历史学家光顾事实时，事实才会说话。2009年和2016年，郭小凌再次受邀请翻译《历史研究》，这次是英国中学历史老师萨默维尔改编的节略本上下册。如同8世纪唐太宗所言“读史知兴替”，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哲学家之一汤因比以文明论视角，从1934年至1961年出版了12卷《历史研究》，为时代“解释历史、预见未来”。作为多次的译者和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史学史专家，郭小凌以40余年的长度学习历史、解读历史；2005年兼任首都博物馆馆长后，又从另一维度实践了“博物馆展示历史智慧”的新使命，从小热爱数理化的他，几乎是终身与“事实”（FACT）为伴，乐此不彼。

文汇报社与市文明办、市建交党委和上海师大联合主办了市民修身与城市发展论坛暨第104期文汇讲堂。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时龄主讲《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他认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是平等、创新、互助的城市之人。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吴建中在主讲《“节制”与造物精神》中提出，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当下倡导的新的造物精神就是节制型、创新型的造物精神。对话环节，两位嘉宾与志愿者代表、普陀区人民医院护士长于井子以及上海师大历史系教师李文硕博士共话志愿者精神。下午，由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主持的分论坛继续在上海师大举办。 本次论坛是首届城市文明发展论坛，也是2016年“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由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协办、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主持人：林牧茵（上海电视台《道·理》、《新闻夜线》主持）嘉宾：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博士）于井子（普陀人民医院护士长 杰出志愿者代表）城市的细胞就是每一个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师王迥：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城市发展中应当如何体现人文关怀？吴建中：对人来说，城市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城市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细胞；如果每一个人都积极向上，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充满活力。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 城市减法可以从生态出行做起研究人员邵健明：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能否做些“减法”？比如在上海提倡市民出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减少轿车的使用，这是否与节制的内涵有关？吴建中：Resource Sharing，即“资源共享”，我将它翻译成“资源共减”，因为资源共享的同时就是资源消耗的减少。例如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的轿车数量与车位面积正在逐年减少，体现了一种节制的价值观。现在，我们也提倡生态出行，相信很快就能实现节制的目标。 书院和博物馆可以承担同样功能上海市闵行区浦江书院教师高阳：今年8月，浦江书院很荣幸地被闵行区政府评为市民文化修身基地，这让我们意识到，市民修身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应当肩负的重要责任。习主席曾在七一讲话时提到“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请问郑院士，现代书院和传统书院与市民修身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有机结合？现代书院与市民修身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郑时龄：文化自信我觉得非常重要。过去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纽约，现在的上海就是上海，拥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曾经有段时间，上海许多大型项目都要求国际招标，甚至拒绝中国建筑师的参与。而这次世博会，我就主张让中国建筑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慢慢提高中国的文化自信。我认为，书院与大型博物馆、学校，只是服务范围上的差异。我们应当自信，因为我们也在创建精神文明与城市文明，为建设全球城市而努力贡献。 下一轮产业革命中中国将主导生态之美

所以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从工匠当中汲取自己的养料，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让我们的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文汇讲堂有一个宗旨，讲的通俗易懂，堂中尽情交流，所以接下来继续围绕着市民修身与城市发展进行讨论。我们还请来普陀区人民医院护士长于井子，上师大历史系教师李文硕博士。    希望通过节俭和创新让我们达成自己心中的目标。我不知道两位年轻的嘉宾有什么感受，因为对于一座城市的未来来直说，年轻人太重要了，年轻人就是城市的未来，你们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感受，听了我们今天的主旨演讲之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于井子你的想法是什么。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嘉宾：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博士）于井子（普陀人民医院护士长 杰出志愿者代表）

文汇报社与市文明办、市建交党委和上海师大联合主办了市民修身与城市发展论坛暨第104期文汇讲堂。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时龄主讲《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他认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是平等、创新、互助的城市之人。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吴建中在主讲《“节制”与造物精神》中提出，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当下倡导的新的造物精神就是节制型、创新型的造物精神。对话环节，两位嘉宾与志愿者代表、普陀区人民医院护士长于井子以及上海师大历史系教师李文硕博士共话志愿者精神。下午，由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主持的分论坛继续在上海师大举办。 本次论坛是首届城市文明发展论坛，也是2016年“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由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协办、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承办。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大家是否还记得几年巴黎时尚品牌的掌门人曾经说过一段话，说该公司在巴黎新开张的新酒店将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游客。后来他为这句话道了歉，说这句话被人误读了，说一车一车的中国游客，而不是指所有的中国游客，这句不该说的话是否该引起我们深思，“中国人怎么了”？

嘉宾：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题目：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我们现在在编的2040上海总体规划，确定了2040的目标愿景，我们的目标愿景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对城市的性质是这么确定的，我们是卓越的全球城市，还不是一般的全球城市，我们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什么是全球城市？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今天我就谈这个问题。    全球城市它一定是一个经济的中心，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它是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城市如果打了喷嚏，可能全球很多城市都要感冒。它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的作用，是世界级经济的中心，聚集了大量的全球城市经济的总部。    全球城市也是世界级国际组织、地区和国际机构的集聚城市，它是参与了全球的治理，所以它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文汇报社与市文明办、市建交党委和上海师大联合主办了市民修身与城市发展论坛暨第104期文汇讲堂。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时龄主讲《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他认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是平等、创新、互助的城市之人。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吴建中在主讲《“节制”与造物精神》中提出，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当下倡导的新的造物精神就是节制型、创新型的造物精神。对话环节，两位嘉宾与志愿者代表、普陀区人民医院护士长于井子以及上海师大历史系教师李文硕博士共话志愿者精神。下午，由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主持的分论坛继续在上海师大举办。 本次论坛是首届城市文明发展论坛，也是2016年“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由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协办、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嘉宾：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郑时龄、吴建中：永远的挑战者，从世博到全球城市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和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1994年在市委党校成为同学后，两位相差15岁的忘年交发现了更多的共同点：都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第一届硕士，都在1980年代赴西方访学或留学，均在业界的国际组织或他国拥有职务。专业的深度和全球的视野使得两位在自己的故乡和世博团队共同向世界发出邀约——给我们一个机会，还给你一个惊奇。如今，后世博时代，这份惊奇又延伸为“上海2040全球城市的规划”，前者作为核心专家之一侧重城市规划等硬件，后者作为智库专家聚焦城市创新等软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每届世博会的主题都带着挑战，而挑战背后蕴含着人类认知的进步，城市以未来式激发着郑时龄、吴建中及其团队的更多激情、智慧。每年清晨，吴建中会雷打不动地朗读10分钟英语或日语，每月阅读1-2本新书，每年主编或撰写1-2本新著；而郑时龄依然每学年给本科生高年级上着他1990年代首创的《建筑批评》课程，案例却总是最新的。刚过去的9月，曾经同是世博讲师团的他们，一个刚在政协做海派文化的阐释，一个刚在城规馆做“上海2040”专题演讲。一位哲人曾说，“更好是好的敌人。”他们的满头银发和敏捷思维就是个人和上海这座城市最生动的注脚。文汇报社与市文明办、市建交党委和上海师大联合主办了市民修身与城市发展论坛暨第104期文汇讲堂。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时龄主讲《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他认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是平等、创新、互助的城市之人。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吴建中在主讲《“节制”与造物精神》中提出，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当下倡导的新的造物精神就是节制型、创新型的造物精神。对话环节，两位嘉宾与志愿者代表、普陀区人民医院护士长于井子以及上海师大历史系教师李文硕博士共话志愿者精神。下午，由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主持的分论坛继续在上海师大举办。 本次论坛是首届城市文明发展论坛，也是2016年“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由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协办、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鲁迅无愧于“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称号，鲁迅本人对这一点也并不否认，1935年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序时就清楚地指出，《新青年》很长时间还只是一个注重“议论”的刊物，只有当鲁迅在上面发表白话文小说，才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鲁迅这样说，并非独尊小说而轻视议论。恰恰相反，鲁迅在肯定小说一度发挥的关键作用时，从来就没有忽略“议论”的重要性。五四时期他给主编《新潮》的傅斯年等写信，就建议他们应该一边发议论，一边创作新文学，两个都不要耽误。因为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国语需要新文学的“创作”，但不能沉湎于“文学”，中国的事情太多了，不发“议论”也不行。1925年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就担心年轻人只写小说和新诗而不发议论，将会削弱新文学在中国社会应起的作用。他在北京编《莽原》杂志，就是希望年轻人发表议论，从事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而不只是埋头写小说和新诗。1932年，有感于小说独霸文坛，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表达了自己对这个格局的不满。他说小说本来不登大雅之堂，梁启超开始大力始倡，“五四”后大家更看到西方近代文学主体是小说，于是很多人开始看和写小说，“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出版过《鲁迅六讲》、《鲁迅精读》《反抗“被描写”》等著作的郜元宝一再强调，鲁迅对当时很多人把文学等同于小说是十分警惕的。音频来源中秋节当晚大隐书局内的演讲音频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绍兴，鲁迅在杂文和小说中戏称为S城，《呐喊·自序》有名的一段话，最能说明鲁迅对绍兴的感情：“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因为家道中落，身为破落户子弟的他“把S城人的肝肺都看清了”。郜元宝提及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最近出版的《鲁迅传》中一张鲜见的照片：1938年国共再度合作携手抗日，一身戎装的周恩来前往绍兴翻阅周氏家谱，确认他真的和鲁迅同宗。解放后，周恩来还亲口对许广平提及此事。对这种寻宗问祖的事鲁迅不感兴趣，1919年他接母亲举家北上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音频来源中秋节当晚大隐书局内的演讲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1927年10月3日午后，鲁迅抵达上海，就此定居，直到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病逝，凡九年又二周。期间多次想北归。1931年3月6日致信学生李秉中说：“近数年来，上海群小，一面于报章及口头盛造我之谣言，一面时有口传，云当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我颇欲北归，但一想到‘彼地'学者，辙又却步。”1932年5月23日在北京写信给许广平又说，“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鲁迅和上海的缘分究竟如何？在鲁迅逝世80周年的中秋之夜（9月15日），鲁迅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郜元宝，趟过10号线地铁口漫漶的积水，和冒雨赶来的听众一同在大隐书局的大夏读书会“上海学”系列讲座上倾心交流。正在打点滴、略显虚弱的郜元宝说，“哪里有鲁迅，哪里就有批评”，他以《十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为题，漫说鲁迅与上海，一气讲了2小时，还原鲁迅九年零两周的上海生活，追溯鲁迅对上海“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细数1930年代多元面向的上海如何成就了鲁迅作为伟大的“杂文家”和左翼文坛“精神领袖”的地位。音频来源于中秋节当晚大隐书局内的演讲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8月27日下午，文汇讲堂带来G20杭州峰会专题演讲“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G20研究中心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John Kirton）做客第103期文汇讲堂，主讲《从G7到G20：中国的领导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杰进任对话嘉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海冰任点评嘉宾，从中国G7到G20的态度转变、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西方经济体对中国未来的角色期待为大家带来了不同视角的解读。 增加G20领导人会面次数，及时解决重大问题? G7或许可以改进，广邀世界各个组织参与 G20成员国的选择标准：和世界有重要关联 G20可以向金砖国家学习，提高效率

技术与美学双重角度解读晚年贝多芬作品《命运交响曲》之后，“英雄”暮年抵达孤岛 “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他艺术的巅峰；他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的都不同；由于它们结构上的复杂性，它们都远离古典主义，同时又不因此而接近于年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说来就来的泉涌才思：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捷克作家昆德拉《帷幕》 与许多研究音乐的人不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在很多年前便开始关注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私下偏爱德奥音乐的他，对一曲《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念念不忘——略显悲沉的小调一路推进，嘈嘈哀愁；倏尔，大调跳跃登场。漫步星宇，飘飘乎如遗世独立。1817至1818年，贝多芬在“令人烦恼的境况中”（如他自己在给出版商的信中所说）

技术与美学双重角度解读晚年贝多芬作品《命运交响曲》之后，“英雄”暮年抵达孤岛 “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他艺术的巅峰；他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的都不同；由于它们结构上的复杂性，它们都远离古典主义，同时又不因此而接近于年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说来就来的泉涌才思：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 ——捷克作家昆德拉《帷幕》  与许多研究音乐的人不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在很多年前便开始关注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私下偏爱德奥音乐的他，对一曲《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念念不忘——略显悲沉的小调一路推进，嘈嘈哀愁；倏尔，大调跳跃登场。漫步星宇，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音频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实践智慧中西对比：Doing VS Being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践智慧的指向是“做事”doing，把握恰当的时机作出行动的决断，而无关于“做人”being。陈来对比儒家所展开的实践智慧，认为后者主要的指向是修身、“做人”（learning to be a person），“希腊的实践智慧重在‘成物'，而儒家的实践智慧重在‘成人'”。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不完整的，他的实践智慧虽然与科学、技术、制作不同，但仍然是一种外向的理智理性，指向做事的行为，doing right things；而不包含自身德性的修养，being a good person，故不包含任何内在的觉解。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指出，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哲学，哲学的功能在于改变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获得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的方式，因此提高心灵境界是中国哲学实践智慧的一个目的。精神的提升、内心的和谐、自由、宁静，这种心灵自我的转化是实践的根本目标。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陈来认为，“哲学的智慧必须为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实现提供方向的指引和修持的方法”，实践智慧不仅表现为把精神的提升作为哲学的目的，而且表现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探索的各种工夫手段、方法。儒家所说的心灵转化的方法不是古希腊的对话或沉思，而是以道德修身为根本的精神修炼。 因此，在他看来，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儒家哲学对哲学的了解是实践性的，而这种对实践的了解，不限于认识外在世界、改变外在世界，而更突出认识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如《大学》以“止于至善”为目的，即是确立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至善，确立了儒家实践智慧的求善特性，而求善的具体修养工夫有慎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大学》以“止于至善”为目的儒家的修身的实践智慧又被概括为“为己之学”，“为己”的意义就是“己”的发展、转化。陈来认为，这些致力发展美德的精神修炼也即是基督宗教所谓的精神性。 知行合一，儒家注重生命世界中的生命实践在对比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过程中，陈来还发现前者的实践智慧只说了理性对行为的具体的指导，而真正的生活实践需要处理知—行的关系。而在儒家来看，不仅是德性所知，经典世界中的一切叙述若要通向现实世界，必须由实践来完成，实践的智慧必须化为实践的行动。他举例，如《中庸》提出了“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其中就包括了“笃行”。 宋代以后儒学中的“实践”概念广为运用，而实践和躬行连用甚多。陈来介绍，后世的历史编纂学家认为，北宋新儒家以“实践之学”为宗旨，南宋儒学的特征被称为“默然实践”，朱子哲学被概括为“其学以求诚为本，躬行实践为事”，这些历史编纂学家认为宋明理学就是“以实践为宗旨”。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亦曾指出：“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辩的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若谓学问思辩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辩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辩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陈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是指向行动的慎思明辨，而王阳明所说的“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意思与之相近；其所说的“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既是强调实践智慧是对行动的明觉精察，也同时强调实践智慧作为知必须和行结合一起。 陈来指出，实践智慧必须包含着知行合一的方面回归到最初谈论的德性问题，陈来指出孔子和其他早期儒家重视“德行”的观念，主张德行合一，知行合一，而不主张把德仅仅看做内在的品质，强调要同时注重外在的行为，可见儒家的实践智慧必须强调践行的意义。同时智不是仅仅作选择，作判断，或进行推理，知必须关注行、联结到行、落实到行。　　“在儒家的立场上，实践智慧是伦理德性，也是道德知识，故实践智慧必须包含着知行合一的方面”，陈来类比现代哲学的海德格尔，认为二者有些类似。海德格尔以实践智慧为良知，以召唤自己实际的生存作出决断，以回到本真的生存。因此儒学对哲学的理解，不是关注超感性领域，更不重视理论构造、抽象推理和逻辑演绎，而是强调在生命世界中的生命体验、生命实践，而这个生命实践是以人和道德实践为中心的。 《周易》智慧影响儒家，“非道德”非“反道德”《周易》产生于前孔子时代，一方面，儒家尽力把对周易的诠释向德行方面转化；另一方面，《周易》自身带有的吉凶意识和世俗智慧也影响到儒家的智慧思想，从而使得儒家的实践智慧也一直包含了这个涉及做事的“成物”部分。音频版权复旦哲学学院，文汇讲堂，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陈来：实践智慧层面，中国儒学优越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精神修养+工夫实践，儒家实践智慧强调人类“道德的善”2013年，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举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陈来受邀出席。被分入“实践智慧”小组的他，在会议现场作了一次关于儒家实践智慧的大会报告，将古希腊哲学中的概念运用到对中国儒学的分析。陈来主讲《儒家的实践智慧》，复旦学子挤满全场此次前来，陈来增加了一个特殊的新身份，即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院长。第二天，复旦上海儒学院成立。国际儒联秘书长牛喜平、韩国儒教学会会长金圣基等中外儒学学者将出席现场，并展开如“儒学与世界文明对话”等主题讨论。盛会前夕，谢遐龄认为陈来的此次讲座无疑是“带来一股强劲的儒学复兴风”，具有历史意义。 源于古希腊哲学，“实践智慧”追求善的实践 “实践智慧”一词根源于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phronesis，英译曾为prudence，中文译本以往多译为“明智”。陈来介绍，而现在更多的学者从哲学诠释上接受把这个词译为“实践智慧”。自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以来，当代哲学中有关实践智慧的讨论已经超出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但仍以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为出发点。现代西方哲学对亚里士多德这一概念的关注主要是针对科技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宰制，以寻找出一种既非技术制作又非理论智慧的合理性实践概念。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们称阿那克萨戈拉和泰利士为智慧的人，而不称为实践智慧的人。人们看到他们对自身有益之事并无所知，而他们所知的东西都是深奥的、困难的、非常人能及的，但却没有使用价值。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对人有益的东西。实践智慧是针对人的事情。”陈来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智慧”的地位虽高于“实践智慧”，但智慧所追求的东西的深奥难懂的，对人没有实际益处，是一种理论智慧，只有真与假；而“实践智慧”追求的则是对人有益的东西，这种有益主要是指人事的善，所以实践智慧紧密联系着善的实践，造成善与恶。但同时，“伦理德性”与作为理论德性之一的“实践智慧”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往往含糊不清，“实践智慧有时被理解为工具性的方法”，陈来指出，这也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实践智慧脱离德性而成为聪明算计的一个原因。 儒家“实践智慧”是道德德性，关注道德幸福在古代儒家哲学中，与phronesis较相近的概念是“智”。以宋明元清理学和现代儒学哲学为主攻方向并取得该领域世界最高研究水准的陈来以多部中国古代典籍为例，认为一方面，智是高级的知识和能力，如《释名》说“智，知也，无所不知也”。智又以见为前提，见是经验，《晏子》“见足以知之者，智也”；另一方面，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中国哲学的“智”多指与人的事物、人的世界相关的实践性能力和知识，而不是对宇宙世界普遍事物的知识。如《尚书》说“知人则哲”。音频版权复旦哲学学院，文汇讲堂，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8月27日下午，文汇讲堂带来G20杭州峰会专题演讲“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G20研究中心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John Kirton）做客第103期文汇讲堂，主讲《从G7到G20：中国的领导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杰进任对话嘉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海冰任点评嘉宾，从中国G7到G20的态度转变、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西方经济体对中国未来的角色期待为大家带来了不同视角的解读。增加G20领导人会面次数，及时解决重大问题G7或许可以改进，广邀世界各个组织参与G20成员国的选择标准：和世界有重要关联G20可以向金砖国家学习，提高效率落实G20共识，可建立全球网络推动问责

（8月27日）下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G20研究中心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John Kirton）做客第103期文汇讲堂，主讲《从G7到G20：中国的领导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杰进任对话嘉宾，从中国G7到G20的态度转变、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西方经济体对中国未来的角色期待为大家带来了不同视角的解读。现场提问火爆。在英留学生包汤旎：讲堂的长篇采访稿中提到，您199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吃蛇肉让你感到很惊讶。在这么多年的了解和研究中国之后，现在您对中国有怎样的感受？柯顿：很多年前我看到中国人吃蛇肉，这确实令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异乡人。但现在我再来中国，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一，因为我来自于多伦多，同上海一样，多伦多也是一座向全世界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有很多中国人在多伦多居住生活。多伦多的文化、艺术各个方面也和中国有相像的地方。第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喜爱中国，现在中文已经是加拿大人的第三大语言了。我的女儿和家人也在学习中文，我很喜欢中文这门独特的语言。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对我而言是另一个故乡。当然，中国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上海的交通比较拥堵，北京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但是习主席很重视生态文明，所以我相信这一切在不久之后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8月27日）下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G20研究中心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John Kirton）做客第103期文汇讲堂，主讲《从G7到G20：中国的领导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杰进任对话嘉宾，从中国G7到G20的态度转变、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西方经济体对中国未来的角色期待为大家带来了不同视角的解读。现场提问火爆。在英留学生包汤旎：讲堂的长篇采访稿中提到，您199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吃蛇肉让你感到很惊讶。在这么多年的了解和研究中国之后，现在您对中国有怎样的感受？柯顿：很多年前我看到中国人吃蛇肉，这确实令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异乡人。但现在我再来中国，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一，因为我来自于多伦多，同上海一样，多伦多也是一座向全世界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有很多中国人在多伦多居住生活。多伦多的文化、艺术各个方面也和中国有相像的地方。第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开始喜爱中国，现在中文已经是加拿大人的第三大语言了。我的女儿和家人也在学习中文，我很喜欢中文这门独特的语言。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对我而言是另一个故乡。当然，中国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上海的交通比较拥堵，北京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但是习主席很重视生态文明，所以我相信这一切在不久之后能得到妥善的解决。G20让世界看到中国不是“挑战者”而是“建设者”点评嘉宾■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重视G20平台的对话。一方面，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一个规则接受这变成一个参与制定规则的合作伙伴，这种转变来之不易。如何让世界相信中国不是一个规则的挑战者，也不是一个消极的对抗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建设者，这是关键所在。今年中国举办杭州峰会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方案。另一方面，G20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具有非凡意义。

柯顿：“行走的博物馆”带来的平等服务 “多伦多大学整理制作的G20峰会监督报告让成员国都意识到了履行承诺的重要性，这个独立机构推动着G20朝前高效而行。”2012年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上，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对媒体如是说。他所提到的“独立机构”就是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约翰·柯顿所创立的G20研究中心。柯顿的G20研究不仅被业界公认，其翔实而权威的数据也常常被默克尔等元首所引用。除了创办G20研究中心，柯顿同时也是G7研究中心主任、金砖国家研究中心负责人、全球卫生外交项目主任。从当年受到约瑟夫·奈启蒙的怀抱政治学理想的学子，到全球治理领域的贡献者，年近古稀的柯顿教授已呵护全球最权威的G7研究中心近30年。高中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的柯顿曾引用查尔斯·珀西·斯诺的名言表达志向，即“对未知的求索是人类最大的财富”。这条求索之路，他一走就是四十余年。 

(8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陈东晓为观众主讲了《从杭州峰会看中国和全球治理》，详解了中国举办G20的历史意义、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杭州G20峰会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在现场进行了缜密、精彩的演讲及点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决定大国地位》。两人的对话也频频点燃现场观众热情。

给下届T20会议的建议：尽早介入到政府决策中黄仁伟：T20和G20是什么关系？T20的哪些意见可以被G20接受？陈东晓：作为G20的重要思想库，T20是从2012年墨西哥峰会时才开始举办的论坛。作为今年T20的中方三家牵头单位，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使得T20的工作对G20峰会的议程和讨论起到某些作用。我们今年在国内外共召开了10余场论坛，并向全世界各大研究机构发放了调查问卷，就G20杭州峰会的主要议题征询意见。根据问卷结果，我们完成一份T20的政策研究报告，纳入了国际上主要智库对于今年G20的意见和建议，该报告已提交峰会组委会，有望纳入今年G20峰会成果附件。明年，德国将担任G20的主席国，两家负责明年T20工作德国智库机构前来取经。我们的建议是，T20要有影响，关键要抓早抓紧抓深。一是应尽早介入政府层面的决策程序，比如,参与协调人会议、财长渠道会议等。二是加紧与G20其他配套活动的协同合作，如届时T20论坛若能与B20（工商峰会）联合举办，势必产生更大影响。三是T20自身要提升能力建设，要围绕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为G20提供更多有前瞻性和独立性的研究成果。

3日下午102期文汇讲堂G20专场《G20视野下的全球治理》，主讲嘉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追朔四个世纪来看杭州峰会的意义，嘉宾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则从当下展望未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清晰的脉络，翔实的数据，身临其境的内幕，激发现场听众的探索欲，也增进了听友对“G20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的深入认识，在场听众“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后，深为杭州峰会的主场外交而自豪。公共产品提供能力决定大国地位刚才东晓院长把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意义回溯到400年的历史长廊中进行评判，我非常赞同：只有用‘四个世纪的眼光'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在国际格局中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一直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服从者的角色。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虽握有否决权，但却无法掌握联合国的议程与内容；虽然加入了世贸组织，但话语权却也相当有限。杭州G20峰会宣告了中国已在国际话语权方面成为倡导者，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G20杭州峰会是全球治理的阶段性成果，其中中国力量显著上升。国际秩序需要公共产品来支撑各国的相互运作。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霸权国家负责提供公共产品，迄今为止，美国提供了两大公共品，即美元与美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维护世界秩序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家，美国提供公共品的首要目的是建立世界霸权，其次才是维护秩序。倘若其他国家伤害其利益，美国就用这两大公共品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

(8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陈东晓为观众主讲了《从杭州峰会看中国和全球治理》，详解了中国举办G20的历史意义、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杭州G20峰会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在现场进行了缜密、精彩的演讲及点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决定大国地位》。两人的对话也频频点燃现场观众热情*杭州峰会核心的10项成果，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点？在中国建立追逃追赃中心？还是联合国2030计划的国别方案？*你知道G20峰会议题是如何产生的吗？每个代表都有平等发言时间，民主但冗长，其中，中国有多少说了算？*全球治理的核心是要提供公共产品，一超多强时代，美国提供了美元和美军；如今，中国提供怎样的公共产品来确立大国地位？*G20杭州峰会上，可能会出现多少突发事件需要我们主席国来做好预案？唱衰中国经济论调？转移主题的人为干扰？“黑天鹅”事件？

张宇燕：学以致用的三种境界 土耳其、德国、印度、秘鲁……今年，张宇燕很多时间都在空中飞，他笑称皮夹里的航空公司的白金卡越来越多，从西半球到东半球，从高纬度到低维度，这些飞行伴随着南海争端、脱欧影响、全球治理等热点话题。除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的正职之外，他兼任了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等职务，重要的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所在的世经所被外交部指定为T20学术牵头单位，为了9月中国在杭州担任主席国的G20首脑峰会，世经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一起，为“主场外交”献策、传播和沟通而不遗余力和废寝忘食。 在2008年的社科院世经所30年30人的采访中，时任亚太所所长、书记的张宇燕和后学分享“学以致用”的理解，一类文章写给公众和非专业的知识分子，一类文章写给同行，一类文章写给官员，或对政策选择提出评价，或给决策层献策，或改变公众态度和舆论倾向，无论哪个层面做好了都是学以致用。在中国的G20年，56岁的张宇燕带着他的智库团队实现着这多重“学以致用”。

上海史研究专家、社科院资深研究员熊月之教授在讲座中引经据典讲述上海历史 至2015年底，上海近2500万的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外来人口，更有17万常住外籍人口;截至7月底，上海一年来已接待外国入境游客超300万人次，上海也屡屡成为外国留学生、外国投资人士、外国商业人士在国内的第一选择。数据显示了上海“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市风范。而6月的最新规划中，也明确了上海将从2020年的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为2040年的“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比肩纽约、伦敦、东京，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何上海这座自建县来只有短短1265年历史的城市可以超越有着两三千年历史根基的古城，一跃而成国际大都市？为何上海能拥有海纳百川的“海洋品格”？很多人认为这归功于清末的租界发展，而上海史研究专家、社科院资深研究员熊月之认为，上海具有的海纳百川的海洋品格，实是上海自诞生以来便携带的基因，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中又进一步凸显。 熊月之：揭密申城人海纳百川的DNA密码 在日前由大隐书局和华师大出版社共同承办的大夏读书会“上海的前世今生”系列讲座首讲中，熊月之以《上海城市的海洋品格》主题向听友介绍道，其实在古代科技发展、航海能力进步以前，人们是非常惧怕海洋的，因为大海深不可测，沿海的居民常常会受到大海的侵害与威胁。这种畏惧情绪从古代神话故事“精卫填海”、白居易的诗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中都可以了解到。因此在唐代航海技术发展以前，人民都偏爱远离海洋的地域。具有十万外国人的长安便是在中原地点而远离海洋，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中，沿海一带都是文化与发展落后的国家。

傅崐成：从为国储才到守护南海 2016年3月，纽约。傅崐成用英文做有关南海的演讲。200多听众中，有来自联合国和联邦政府的官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有专程从哈佛赶来的学者。《中国海洋法学评论》主编、厦大南海研究院院长的身份让听者有几分好奇和挑战。“南海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汉代开始就有居民活动。”“南海的U形线在1947年即已公布。”这些“常识”刷新了不少美国精英的认知，固有的质疑在一场场互动中逐渐松动、消融。而国际会议之余进行南海的国际巡讲和媒体采访几乎成了傅崐成今年的一种常态。3月，在洛杉矶、纽约、华盛顿，一场英文、一场中文；5月，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渥太华、魁北克，在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乌特列支大学；6月，在海牙的莱顿大学…… 回到国内，各类研讨会和演讲更是密集。仿佛孔子55岁后开始周游列国宣讲自己的主张，65岁的海洋法专家傅崐成也开始成为一个“东西南北中”人，为了宣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效性，为了守护中国在南海的应有权益。而这离他立下的“为国储才”之志已经过去整整30年，离他起草《领海及邻街区法》和《经济海域及大陆架礁层法》而被誉为“台湾海洋立法之父”也近20年。

吴晓明（文汇讲堂第69期-1哲学季主讲嘉宾） 童世 骏（文汇讲堂第69期-4哲学季主讲嘉宾） 孙向晨 （文汇讲堂第69期-7哲学季点评嘉宾） 955年，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胡曲园先生带头着手筹建复旦哲学系，并确定了该系培养“哲学家”的目标。次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成为建国后国内最早建立的哲学系之一。而就在同一年，毛泽东在两次公开场合上表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60年后的6月6日晚，在复旦光华楼，一场精彩的“思想者对话”在童世骏（文汇讲堂第69期-4哲学季主讲嘉宾）、甘阳、吴晓明（文汇讲堂第69期-1哲学季主讲嘉宾）三人之间展开，作为复旦哲院建院60周年系列活动，由院长孙向晨（文汇讲堂第69期-7哲学季点评嘉宾）主持，主题为《文化复兴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哲学师生们在“猫头鹰”智慧象征物的“注视下”，对话与互动中试图回答60年间潜在的使命和当下更为迫切的责任。 童世骏：中国“贡献人类”使命凸显，理性传统不易走极端 身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与哲学系教师二职的童世骏，被孙向晨幽默地形容为同时具备两种话语体系：书记和学者。 他引用毛泽东的三句话概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承载着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革命三大主题的近代中国，在童世骏看来，目前进入了自建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周期，“中国将在更高水平上结合三个主题，同时背后蕴含的第四个主题：贡献人类，也将进一步凸显。”他将此生动地概括为“3+1使命”，并认为第四个使命更为重要，“中国向何处去越来越意味着世界向何处去”。 吴晓明：中国学术要讲中国话，要揭示中国现实 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是上一任复旦哲院院长，作为东道主，他侧重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指出我国目前学术界处于一个转折点：从对外学习的“学徒状态”，转向如陆九渊所说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而文化复兴便是基本目标。 罗素曾于上世纪20年代访问中国，其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吴晓明认为，当今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学术话语体系抵达转折点，中华民族将最先到达现代文明限度。这种限度的理解为两方面：现代性的自然限度如空气、水资源等；社会生活限度，传统道德伦理逐渐失效，依循市场法则即唯利是图的犹太本质来指导行动。在这种限度下，吴晓明带听众回顾了童世骏指出的第四种使命，认为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即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而非陷入崩溃境地，“任何一种文明类型都是历史的，现代文明不可能无限发展”。 音频版权所有仅供喜马拉雅文汇讲堂，严禁使用第三方软件下载，违者必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