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 101 by 利世民

移民政策最大的問題只是「收幾多人」嗎？真正關鍵是「收甚麼人、經甚麼渠道進來，以及最後做甚麼工作」。澳洲各黨集中爭論淨海外移民（NOM）總數，但不同簽證的經濟效果可以完全不同。以技術移民為例，主申請人以外還包括大量配偶及子女；而積分制技術移民之中，最後真正從事原本提名職業的比例亦只有約三至四成。換言之，即使總量下降，如果簽證結構、人才錯配及各種制度「側門」不變，勞工短缺、房屋及公共服務壓力未必會同步改善。人口老化和勞工短缺，是否一定要靠增加移民解決？因為勞工短缺本身亦可能推動自動化及生產力提升。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等研究，指出人口老化未必必然拖低經濟增長；當勞動力變得稀缺、工資上升，企業反而更有誘因投資自動化、機械化及節省人力的技術。澳洲若長期以增加勞工供應來填補缺口，可能同時減弱企業提升生產力的誘因。因此，真正要問的不是「有沒有足夠人手」，而是哪些行業應該增加人手，哪些行業其實應該靠投資及科技提升產出。應該用甚麼標準衡量移民政策成效？最基本是分析每一類移民的經濟效益、財政成本、技能配對及制度是否達到原本目的。背包客、留學生及陪讀簽證、紐西蘭跨塔斯曼安排、父母簽證等不同渠道，不少政策原本有特定目的，但實際運作後卻變成另一種勞工或移民途徑；有些類別甚至帶來相當大的長期財政成本。真正的問題是：移民是否填補真正的技能缺口？對生產力有甚麼影響？公共財政與基建成本由誰承擔？而不是只把政策簡化成 13 萬、20 萬或 24.5 萬的觀感數字競賽。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This is a free preview of a paid episode. To hear more,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美、日罕有聯手干預外匯市場，背後究竟有何目的？最終又有何代價？更重要是，低息日圓長期支撐全球 Yen Carry Trade；一旦日圓急升，Carry Trade 平倉與全球去槓桿可能如何衝擊美股、台灣、南韓及其他資產市場？本集重點包括：* 美日聯手干預日圓的真正意圖* 為何「阻止日圓急跌」不等於「推動日圓升值」* Scott Bessent 為何要向市場釋放訊號* 美國財政部的核心矛盾：弱美元 vs 美債融資成本* 日本的核心矛盾：物價、出口競爭力與財政負擔* 日圓 Carry Trade 如何成為全球資產價格的槓桿來源* 日圓反彈為何可能觸發去槓桿與市場波動* 干預是否只能止血，無法扭轉結構性趨勢* 美日政策空間收窄後，全球金融市場的真正風險

澳洲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最新初步報告建議取消 2018 年設立的「75 仙保底下限」（Relativity Floor），西澳州長立刻怒斥聯邦「輸打贏要」，威脅再次推動脫離聯邦。另一邊廂，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為穩住西澳選票，公開承諾「只要在任絕不改動制度」。西澳鐵礦石權利金年賺過百億、財政盈餘「肥到漏油」，為何還能拿到相當於其財政需求 113% 的 GST 撥款？為何新南威爾士州與維多利亞州年年財赤，全澳納稅人卻每年要額外拿出數十億元「倒貼」安撫西澳？* 歷史宿命與制度原罪：1933 年西澳脫澳危機如何催生聯邦撥款委員會（CGC）？* 2018 政治妥協的惡果：莫理遜政府設下的 75 仙 Floor，如何讓西澳連續 8 年錄得巨額盈餘卻反客為主？* 電台交鋒數據審判：西澳財長自爆鐵礦石權利金由 49 億飆至 107 億，為何反成被批判的鐵證？* 國際對比：美國為何憲法上開不到全國消費稅？跨州稅務套利（Arbitrage）與地方問責機制。* 微觀市政的荒謬：北雪梨奧運泳池超支 1.2 億致差餉暴加七成，看公共財「使用者付費」與鄰避效應（NIMBY）。* 選票鎖死改革：工黨阿爾巴尼斯的一句「一貫立場」，如何徹底出賣制度公平？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雖然郵政署自 1995 年以營運基金改革，但香港郵政一直是政府部門，既要追求收支平衡，又要履行公共服務責任；這套制度有沒有給它足夠空間，調整人手、資源分配和服務優先次序？互聯網令信件減少，能否解釋今天的困局？網購和包裹業務，又是否郵政的出路？1995 年香港郵政為何要改革？改革改變了甚麼？1995 年改革的目的，是讓郵政在政府部門的架構內，採用較自主的財政及商業管理方式。郵政署營運基金於 1995 年 8 月 1 日開始運作，讓管理層保留業務收入，較靈活地調配資源、改善服務及發展業務，同時要求收入足以支付開支，並向政府提供合理回報。早在 1993 年，審計署已要求檢討本地郵件及平郵的定價，減少以部分服務的盈利填補另一些服務虧損的情況。政府希望透過較清楚的財務責任和管理自主，改善資源運用；這些問題在電郵大規模取代書信之前已經存在。香港政府真正的問題是甚麼？政策局掌握訂定服務要求和改革方向的權力，執行部門及前線員工卻要承擔日常服務壓力。如果有權的人不用充分承擔結果，而需要交付服務的人又不能調整資源與要求，就會出現：「有權無責、有責無權」。當規矩與實際操作逐漸分離，前線以變通方式應付工作，中層迴避問題，上層則繼續維持原有承諾。如果掛號信沒有按承諾嘗試派遞，只留下通知卡，便是把內部的營運壓力轉嫁收件人。體諒員工的工作量，仍然需要同時要求管理層處理服務失約的原因。雖然政府於 2026 年 6 月宣布全面檢討香港郵政的營運模式，範圍包括派遞方式和頻率、公私營合作，以及不同的營運安排。不過，現時的香港的政工作者，有動機和能力討論這些本來是具體、理性的政策題目嗎？政府有政治能量去推動改革嗎？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蜜雪冰城與飯糰外賣的一場免費奶茶推廣，引起種族歧視爭議。這場風波提出了一個簡單問題：一杯用來招徠顧客的飲品，為何要先問對方是否中國人？當族裔成為獲取優惠的條件，優惠本身便帶上了劃分你我的意味。我們習慣從移民受歧視的角度理解這類事件，卻容易忽略，少數族裔同樣可能對他人抱有偏見。與此同時，一名促銷人員的言行，也不足以代表整個族群。若討論由一項具體的排斥行為，迅速變成對所有華人的指控，原本要處理的歧視，反而會在爭論中不斷複製。海外華人聚居，以及商戶以鄉里為主要客源，都有實際的經濟原因。共同語言降低溝通成本，熟悉的口味帶來穩定客源，餐廳、供應鏈與外賣平台又可互相支撐。當這套網絡的規模足以支撐生意，接觸其他客群的需要便可能下降。封閉未必源於敵意，也可能在大家選擇最方便的生活方式時，逐步形成。史卓菲（Strathfield）的英文招牌爭議，正好呈現這種張力。以母語製作招牌，可以承載文化記憶，也可以清楚表達市場定位；但只熟悉英文的街坊，可能連店內出售甚麼也無從得知。非英文招牌本身不能證明歧視，問題在於商戶是否願意提供讓其他人理解、接觸和參與的途徑。中式外賣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提醒。為適應當地口味而調整的菜式，未必符合我們對「正宗」的想像，卻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中菜。香港的豉油西餐，同樣承載了不同飲食傳統相遇的痕跡。文化一直在交流中改變，調整本身也可以成為延續文化的方式。日本超市與流行文化所帶來的啟示，是保留特色與吸引外人可以同時發生。當人們因為產品、服務或作品本身而願意走近，文化便有了向外延伸的空間。相反，若商業活動處處附帶政治訊號，外界便更容易猜測背後的目的。這些猜測未必成立，卻提醒我們，建立信任需要長期交往，也需要讓人看得清楚彼此的動機。這些問題，海外香港人同樣需要面對。香港人市集、茶餐廳、廣東話聚會，都可以保存共同記憶；它們亦可以成為介紹香港的入口。活動是否歡迎其他街坊？資訊是否容易理解？同桌的人來自不同語言背景時，我們有沒有照顧共同溝通的需要？這些日常選擇，比抽象地宣稱自己包容，更能讓人感受到我們願意來往。我們可以從身邊的小事開始：參與義工服務、支持社區活動，以及讓第一次接觸我們的人感到自在。香港人的身份，既保存在我們帶來的記憶之中，也可以在共同生活的關係裏繼續生長。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 Jevons Paradox 究竟係乜？Jevons Paradox 指一種反直覺現象：技術效率提高之後，每一單位資源用得少咗，但因為成本下降、用途增加，總需求反而可以升得更快。十九世紀英國煤炭就係經典例子，蒸汽機愈有效率，煤嘅總需求反而繼續增加。* 點解 AI 愈平，總 compute demand 反而可能愈大？因為 AI 平咗之後，原本唔值得用 AI 做嘅工作開始值得做；同時 agentic AI 會將一個人類指令拆成更多步驟、更多 tool calls，同一件工作本身亦會消耗更多 tokens。用途增加同每個用途嘅 compute intensity 都可以推高總需求。* 點樣知道 AI 係咪真係出現 Jevons Paradox？要睇需求價格彈性，即係 AI 價格跌一個百分比之後，使用量會增加幾多。如果需求增加速度快過價格下降帶來嘅效率改善，先接近 Jevons Paradox 所描述嘅情況。* AI 愈普及，邊啲東西反而會變得更加稀缺？一種 scarcity 被技術解決之後，其他 bottleneck 就會浮現。上游最明顯係 GPU、Data Center 同相關基建；AI 使用一路向下游擴散之後，人類互動、context、judgment 等亦可能形成新嘅相對稀缺。* Compute demand 大升，係咪代表 Cloud 公司一定賺大錢？唔一定。Revenue growth 同 Return on Capital 要分開睇。Microsoft、Amazon 等 Cloud Provider 可以因為 AI demand 上升而增加收入，但同時亦要投入大量 Data Center、GPU 同 fixed capital。最後回報要視乎投入成本、價格同資本回收速度。* AI 對工作市場嘅影響，點解可能先出現喺 junior jobs？好多 junior 工作本身就包含大量標準化、重複、容易拆解嘅任務。AI 提高生產力之後，以前可能需要一 team 人完成嘅工作，今日可以由更少人處理，所以入行職位會先收窄。片中亦提到 22 至 25 歲、AI exposure 較高嘅職位，employment 表現較弱，而調整主要可以表現為少請人。* 當 low-context 工作愈來愈容易交俾 AI，人應該培養乜嘢能力？Transcript 將 low context 定義為可以靠文字、結構化資料直接得出 actionable outcome 嘅工作；high context 就需要理解情境、人情世故、情緒同 judgment。AI 愈擅長處理 low-context information，人就愈需要提升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判斷力同理解情境嘅能力。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甚麼是預測市場（Prediction Market）？它與一般賭博或其他金融市場有甚麼分別？答：預測市場可以理解為把「未來會否發生某件事」變成一項可以買賣的合約。 它表面上與下注相似，但制度上更接近交易所：平台通常不是直接與散戶對賭，而是讓不同看法的交易者互相成交。它與股票市場也不同，因為這類合約通常有明確的事件條件、到期日和結算結果。整個創意的核心，就是「用 binary option 將 uncertainty 變成商品，嘗試為不確定性定出一個價格」；市場只是把 uncertainty 商品化，並沒有把 uncertainty 消滅。問：預測市場是怎樣運作的？甚麼是 Binary Option？答：最簡單的 binary option，最終只有兩個結果：一元或零元。 例如一張 YES 合約現時售四毫，你以四毫買入；如果指定事件在限期前發生，合約結算為一元；如果沒有發生，價值便歸零。正如錄影中的說法：「binary option 的玩法，就是用四毫博一元；最終不是拿到一元，就是一仙也拿不到。」 這就是預測市場最基本的交易結構。問：Binary Option 的市場價格究竟反映甚麼？四毫是否就等於四成機會？答：可以把四毫粗略理解為市場隱含約四成機會，但絕不能把它當作純粹的客觀或然率。 正如影片最後總結，一個四毫價格，同時包含了市場對事件的信念、時間值、hazard rate、利率與資本成本、風險承受程度、event risk、uncertainty、公眾掌握了多少資訊、有多少內幕資訊，以及市場本身是否有足夠 liquidity。「那麼多種因素加起來，就是四毫。」 因此，價格其實是大量複雜資訊被壓縮後形成的一個數字。問：價格突然變動時，怎樣分辨是訊號（signal）還是噪音（noise），即事件風險是否真的改變了？答：不能單看價格升跌，要至少從幾個維度判斷。 第一，看時間關係：價格變動是否緊隨某項相關事件；第二，看交易集中程度：是很多人同時交易，還是少數帳戶突然落重注；第三，看持續性：如果只是突然一筆大手買入，之後甚麼也沒有，可能只是 noise；如果買入活動持續增加，同時相關新聞與資料亦陸續出現，signal 的可信程度便較高；最後還要問，整個因果邏輯究竟是否「講得成理」。因此，不能只因為價格突然跳升，就斷定一定有人有內幕消息。問：價格與時間有甚麼關係？答：時間至少從三方面影響價格。 第一，binary option 有到期日，所以時間值會隨到期日接近而逐步消逝；第二，這並不代表 YES 一定愈近到期愈低，因為某些事件可能偏偏愈接近死線才愈容易發生，這就是 hazard rate 的問題；第三，金錢本身也有時間價值——今天的一元和幾個月後的一元並不等值，必須以利率折現。正如錄影所說：「利率愈高，這些 contract 可以開出的價格便愈低。」問：甚麼是 Liquidity？為甚麼它對預測市場特別重要？答：Liquidity 最簡單就是：你想買的時候有貨可買，想賣的時候有人接貨，而且不需要因為一筆交易就把價格大幅推高或壓低。 沒有 liquidity，市場便容易出現「有價無市」，一筆不大的交易也可能令價格劇烈波動。影片的講法很直接：「liquidity 就是一個 platform 最重要的價值，它甚至會付很多錢去買這些 liquidity。」 真正成熟的 liquidity 不只是成交量，而要同時有窄 spread、足夠 depth，以及市場受到衝擊之後能夠迅速恢復的 resilience。問：誰負責提供 Liquidity？Market Maker 怎樣運作，又怎樣賺錢？答：主要就是 market maker，也就是 liquidity provider。 Maker 把買盤和賣盤預先掛在市場等待別人來成交；taker 則是即時取走已有的 liquidity。所以錄影中用了一個很直觀的說法：market maker 是「用時間換錢」——我可以等，我不急，把盤放在這裏等你來；taker 則是用錢換時間。 Market maker 同時提供「貨」和「錢」，主要收入可以來自 bid-ask spread，也可能有 maker rebate 或其他流動性獎勵。可是這並非無風險生意；最大的敵人往往是「比你知道更多的人」，再加上 inventory risk、資訊風險、重新定價風險及資金成本。因此真正計算的是經風險調整後的資本回報，而不是免費賺 spread。問：為甚麼像預測市場這類平台特別難 Cold Start（冷啟動）？答：困難不在於把網站或 App 寫出來，而在於交易者和 market maker 必須幾乎同時出現。 沒有用戶，就沒有 order flow；沒有 order flow，market maker 沒有理由進場；沒有 market maker，就沒有 liquidity，spread 變闊，用戶更加不願留下。因此錄影中的總結是：「重點不是你會不會寫 prediction market，重點是你有沒有錢引人入場。」 平台經濟突破 cold start，往往要先「扔本」補貼市場。一旦越過這一關，更多 users 帶來更多 order flow，吸引更多 market makers，liquidity 改善，spread 收窄，execution 提升，又再吸引更多 users，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問：如果平台最後都要打價格戰、不斷削減 Transaction Fee，它們最終靠甚麼賺錢？答：成熟交易所真正值錢的資產，未必是 transaction fee，而是 order flow 和由交易產生的資訊。 錄影中的說法是：「一旦成為成熟市場，不但會減 transaction fee、打價格戰；最主要賣的是甚麼？Order flow，賣資訊。」 交易者用真金白銀下注所產生的 order flow，本身就是極具價值的市場資訊，可以出售為 market data、API、歷史數據和其他服務。因此 transaction fee 很多時反而要拿來補貼 liquidity provider；平台真正想建立的是一個掌握 liquidity、order flow、price discovery 和 data 的網絡。正如片中所說：「這些是真金白銀拿回來的資訊，當然可以真金白銀賣出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陸克文出身昆士蘭一個不算富裕的家庭，大學主修中國語言與歷史，畢業論文寫魏京生。一九八一年畢業後投考外交部，八四年派駐北京，八九年六四那年，他親自走到天安門廣場，跟聚集在那裡的學生聊天。同一段時期，他在廈門見過一位剛上任的副市長，多年後回頭看，那次是一次普通的公務接觸，沒有留下什麼特別印象。二零一零年，他已經是澳洲總理，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訪問澳洲，兩人在坎培拉總理官邸用普通話傾談了兩個鐘頭。同一年，維基解密洩露的一份外交電報顯示，陸克文私下跟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形容自己是對中國的殘酷現實主義者：「中國不會變，一定會維持一黨專政。」政治現實主義是什麼？講到尾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甚至帝國與帝國之間，最主要的判斷標準是共同利益，或者利益之間的矛盾衝突，沒有什麼意識形態可言。掌權的人，講到底都很現實。這個框架底下，忠誠這回事其實不存在，只有共同利益。陸克文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但如果他真的是一個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他二零一三年卸任總理之後跑去牛津重讀博士，花數年時間把習近平所有公開發表過的文字讀一遍，寫成《論習近平》，書裡卻斷言習近平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信徒；這一點本身就跟他標榜的現實主義身份有點自相矛盾。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不會這樣著緊信意識形態；統治需要的是客觀考慮，不是意識形態本身。時間回到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陸克文站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當時，西藏三月抗爭剛遭鎮壓，北京奧運聖火傳遞爭議正鬧得沸沸揚揚。他沒有選擇講場面話，而是正面處理中國經濟崛起卻政治威權這個矛盾，陸克文用了諍友這個詞——真正的朋友願意直言不諱，而不是那種為了維持表面和諧、把不愉快都吞下去的老朋友。當時他的身份是澳洲總理，講稿一定經過對方過目，還容得下少許批評性。這跟他後來寫《論習近平》時斷言中國不會變、不要妄想的口吻，不能同日而語。同一段江澤民延續到胡溫的年代，經濟相對開放，還算談得來；去到馬列信徒的年代，就談不來了。外交體系出身的政客，職涯每一步都需要跟中國維持某種可運作的關係。學者的學術信譽，某程度上反而是靠被中國拒於門外建立起來的。其次，外交官講一句話可能直接影響雙邊關係、產業關稅、甚至外交官員第二天要不要被叫去領事館喝茶；學者寫一篇論文，最壞的後果是被禁止入境，代價的即時性跟連鎖規模完全不是同一個量級。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兩種人認識中國的方法論本身不同。政客的知識來源，主要是跟活人打交道——酒桌上的對話、閉門會議裡的表情、官員話裡有話的分寸，這種知識極度依賴關係的維繫，一旦關係惡化，知識來源就跟著枯竭。學者的知識來源，是檔案、田野調查、文本細讀，這種方法論不需要跟中國官方維持友好關係才能運作，甚至某些時候關係越差，資料越敢寫。或者，陸克文不是天真；他一九八九年就已經親眼看過中國政權最赤裸的一面，他是被自己的職業生涯，綁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歷史有沒有必然？如果現在當權的不是習近平，而是薄熙來，做的事情會不會很不同呢？薄熙來在重慶搞的那一套，後來習近平照樣做，其實不會很不同。又或者，當年在深圳搞特區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華國鋒；中共自己的歷史文獻仍然找得到，第一個提出要搞深圳特區的其實是華國鋒。。讀歷史不是只讀一個人做過什麼，而是讀那個環境、讀前因後果；將人放得太大，而很少講到那個環境是什麼的講法，其實忽略了故事背後那個時空設定。陸克文絕對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七十年代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八十年代明明親歷了六四、明明知道中國不會變，卻還是在他的崗位上。或者，換了另一個人做澳洲的外交官、總理，澳洲的對華政策也是大同小異。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台灣計劃 2027 年再向每個台灣人派發一萬元，政府將之定性為「AI紅利」。表面上，今次與 2025 年那次派錢並無不同，但兩年前政府卻以「財政上無力承擔」為由，拒絕在野黨的相同提案。台灣 2024 年稅收超出預算約5283億台幣，但整體財政仍然錄得2439億赤字。 雖然政府說 2027 年的收入將因 AI 相關產業的稅收增長而顯著上調，總支出（包括這筆派錢）預計仍能與收入大致相抵，達致名義上的收支平衡。但實際上台灣政府仍然有一定債務，主要由台灣的金融機構持有。派錢，最主要的代價是加劇通脹；影響的幅度，關鍵在於派的錢是不是靠借回來的。若一個政府本身已有嚴重赤字，純粹靠借貸去派錢，這無疑會製造明顯的通脹壓力；但若這筆錢源自實際增加的收入，屬於一種財政再分配，理論上對通脹的影響會相對輕微。更值得追問的是，這種派錢方式一旦重複，會不會逐漸形成一種政治上的理性預期？2023年、2025年、2027年，短短數年內三次派錢；人民會不會開始覺得，政府往後將傾向以直接派錢的方式換取民意支持？並將此視為常態？一旦這種預期在社會上建立起來，即使個別一次派錢本身的通脹效應輕微，長遠而言也會影響到通脹和匯率。通脹的影響，從來都不是平均分佈的。越是低收入人士，越容易受到通脹侵蝕；越是有能力借貸、持有信貸額度、能將資金投放於資產的人，越有條件在通脹環境之下獲益甚至受惠——包括那些依靠海外收入在台灣生活的人。換言之，一項本意是「還富於民」的政策，若最終演變成制度化的、可預期的財政習慣，其代價很可能由社會中最缺乏承受能力的一群人優先承擔。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美國全國餐飲業會的最新數字顯示，2024年 full service 餐廳的稅前盈利中位數只有2.8%，limited service 的快餐業都只有4%。做一百蚊生意，真正落袋的可能只有三四蚊，還未計算雪櫃壞了、租金加了、最低工資加了這些突發事。將一百蚊拆開來看，大概三成用在食材，三成用在人工，兩條數加起來已經去了六成幾，全服務餐廳的比例還會再拉開一點。這是一門出了名的 high fixed cost、high operating risk、low margin 生意。為什麼由 2014 到 2024 這十年間，私募基金會向美國的餐飲業投入接近945億美金？Roark 用 113 億買了Dunkin'，再用 96 億買了 Subway；Blackstone 在自己的報告都表示，Franchise 這個模式是他們的高信念投資範疇。私募基金入場，買的不是漢堡包、三文治或是墨西哥菜，他們買的其實是一套可以製造穩定現金流的機器。一間餐廳自己經營，見到的是店鋪開支、人工、租金，賺剩那條數才是你自己的。但當這間餐廳變成一盤 Franchise 生意，「玩法」就完全不同；資本那邊不需要理會日常營運那堆頭痛事，只做資本密集的事：收固定加盟費，加上一個與利潤掛勾的分成。你生意做得好，他有得分；做得不好，他還是有得分。麥當勞就是最清楚的例子。好多人以為麥當勞是做漢堡包，但它全球 45356 間分店，95%都是 Franchise 出去，自己收租才是主業。加盟費一年收 60 億美金，物業租金就收 104 億。當然，不是只有財技一條路。In-N-Out 與 Raising Cane's 這類公司選擇自己經營，不上市、不賣加盟權，一樣做到規模效益。In-N-Out 更加是典型例子：一直自己控制供應鏈，牛肉要求 never frozen，新分店只可以開在養牛場方圓一百里之內；這個條件令它擴張得很慢，431 間分店，與其他連鎖店動輒過千間相比顯得小，但每間店的 AUV 高達六百萬美金，冠絕同業。它寧願慢，也不會為了規模而犧牲自己的供應鏈標準。馬克思主義者批評，資本天生就是擴張性的；他們未必反對個體戶買賣，問題在資本本身。這個講法其實頗有根據，換了在商業經營的語言，就是怎樣多開幾間店鋪、怎樣多收幾個客。不過，新開的餐廳，捱夠三年站得穩的機會，其實只有一半。為什麼仍然這麼多人入行？如果入行的目的是由小做起，之後做大盤生意賣給人，這條數本身就與私募基金玩的是同一個遊戲。平時講「餐飲業」，好似它是一個單一的行業，但是當 division of labour、資本市場與Franchising 發展到某個程度，同一個「餐飲業」背後其實已經有好多完全不同的生意模式：有人賺煮飯的錢，有人賺品牌的錢，有人賺租金，有人賺供應鏈，有人賺利息，有人賺Royalty，還有人可以將未來的 Royalty 包裝成資產。餐廳，可以同時是一門很差的生意，亦是一門很好的投資；關鍵只是你站在 cash-flow waterfall 哪一層：賣漢堡包不如賣franchise，賣franchise不如賣股票。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2019年，我在Facebook寫過一篇長文，談香港的 Endgame 會是怎樣。當時我不直接答這條問題，而是用推理去說我的預測：我又不是上帝，又怎麼會用絕對正確的視點去說未來呢？北京的方針是什麼？基本上只要「What happens in Hong Kong stays in Hong Kong」，他們就已經接受了短期內無法化解矛盾的事實。有人會說，你不是主張 Leave us alone 嗎？這不就好了嗎？我要說清楚，Leave us alone 是北京不要破壞香港既有的結構和平衡，而北京的實際方針是：「他們搞香港就行，香港搞他們就不行。」這個不對等，才是真正的問題。小粉紅有不少都很憎恨香港人，因為北京的思想防疫工作很早就開始，強調香港人嬌生慣養，受了各種好處，但又不懂得感恩。他們的文宣對象是大陸人，他理得你香港人覺得荒謬可笑，因為北京最關心的，是獨裁的合理性；他們很積極地用管治危機，去肯定中共那一套極權的手段。我承認，我很擔心北京好像對付新疆那樣對付香港。香港這邊，和理非其實沒什麼變數可言。有能力的已經在想怎樣走和何時走；勇武的呢？他們不需要人多，一千幾百個已經可以繼續某程度上的抗爭。我最擔心的，是勇武再進一步演變成為再激一點的抗爭模式，好像IRA那種非正式的民兵；在北京和他們傀儡的定義裡，一定是恐怖主義。如果公安條例不夠辣，就國家安全法。假如勇武升級，所謂宵禁只不過是小兒科，屆時會有更加多的和理非選擇移民。至於會不會有和理非的惡席，我覺得已經不重要，因為去到這一步，勇武已經有自己類似秘密組織的文化，和外界社會會有一定的隔膜。而一旦抗爭者接受法庭審訊，將會出現另一個轉捩點：權貴、建制，以為嚴刑峻法會有阻嚇作用，卻沒有想過任何動物 flight or fight 的本能——和理非會選擇 flight，但勇武，他們相信的只有 fight。這不止是放棄一代人，是直接摧毀整個 institution；但受到北京操控的傀儡，就繼續在制度自信；香港人無論摧毀多少傀儡，北京是繼續有源源不絕的供應。那麼如何破局？很多人覺得問題核心是要美國介入，北京就會害怕。但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如果北京都假設香港人會走這條路，他們的反制策略就是再進一步高舉民族主義，將所有香港人都標籤成為通敵賣國的漢奸。所以真正的破局，是要連大陸裡面的民眾都覺得，香港的前途關他們事。我知道這個策略很難，但當年見到一個中大的大陸交換生寫的心聲，我又不覺得完全沒可能。重點是，我們從一個怎樣的道德高地去贏取這班大陸朋友的認同和支持。再說一次，是難，是很難，但是就是因為難，所以值得做。假如香港人比中共更加得到十三億人的認同，那就一定贏。思想上最大的盲點，是很多人將中共當作是這十三億人的代表。毫無疑問大陸人裡面有很多支持他們的民族主義，支持他們的中共，但任何意識形態都是雙刃劍，民族主義也是。中共是不是最懂得駕馭這件意識形態武器的一方？我又覺得不是。意識形態的操作是非常之極度可擴展的，香港人過去已經顯示出我們文宣的絕對優勢，我認為應該重開這條戰線。中共的核心其實最多只有幾千人，記住，政治是鬥人多。首先我們不要失去了道德高地。以上是 2019 年的貼文（行文用語或許有所出入），以下是 2024 年的回顧：這幾年反覆思量，令我有一個新的體會：從來一國兩制都不是一個什麼承諾。很多人，尤其是一些英文媒體，往往會說一國兩制是北京對香港的承諾，令香港人安心接受主權移交的政治現實。但在中共的世界觀裡，所有事情都是有用和沒有用兩個分別而已。一國兩制是有用的，而用途不是要令香港人願意接受主權移交的現實，而是為了保護他們的那個一國，他們的那個一制。香港的制度，對他們來說有一段時間是有用的，所以他們就繼續保留；當這個制度在北京眼中沒有用了，他們就覺得既然沒有用的東西，就可以不要。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一國兩制是一道防火牆，保護的對象不是香港人，是北京代表的一國和他們代表的一制；讓他們可以透過香港得到國際財經金融市場帶來的各種好處，而不需要改變自己。但對於北京來說，近年他們說無秩序的資本擴張是不能夠接受的一件事；所以香港也由「有用」變成「有害」。另一個觀察是，這幾年北京對於好像小紅書之類不斷詆毀香港、不斷「踩」香港人的言論，是沒有半點限制。在一個對言論自由高度監控的社會，為什麼容許大陸人，尤其是那些小粉紅，去將香港刻意貶低？記得在 2019 年已經不斷說，香港的政府只不過是一個「傀儡政權」。在北京的角度，香港人如果衝擊這個傀儡政權，不但對他們沒有絲毫的影響，甚至證明了，香港以西方價值觀去經營的社會，是這麼多動亂。所以到今天他們仍然要將 2019 年所發生的事情，只聚焦在暴力抗爭，完全不會說和理非做過什麼事。問題是這幾年在中國大陸也發生過白紙運動，或者現在有很多年青人由躺平變成對青春無悔、夜騎開風等等。北京有沒有擔心？我想他們是非常之擔心。早前有一個分享講「愚昧」，講到在一個專制獨裁的統治之下，那些人民其實可能有時候比起政權更加可怕。有讀者留言說，不要用愚昧去形容他們，不要這麼負面。但其實群眾那種盲動，正正就是獨裁統治者所需要的那種社會環境，尤其是當環境裡面充滿恐懼和仇恨，哪怕是再清醒的人都很容易變得仇恨，會變得盲動。回看當下的香港人，我想還有很多很清醒的人，還有很多朋友知道實情，但無奈在這種社會氣氛之下，我們其實是很難保持那種清醒。我也很不喜歡對於中國大陸的一切事情，純粹出於一種仇恨。我不是說要擁抱它的所有事情；因為很多人要麼就很喜歡一件事，要麼就很討厭一件事。所以，這幾年另外一個最大的反省，就是怎樣用一種冷靜客觀一點的角度去看中國大陸的各種問題，因為這樣才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究竟為什麼他們做什麼事。如果純粹就是說他們是就是如此這般，或者用一種鄙視、甚至仇恨的角度去看，其實不會讓我們繼續做一個理智清醒的人。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但在寫下歷史之前，首先我們要做好自己作為一個人。全世界的環境都在轉變，不單止在香港生活的人要面對各種挑戰。清醒冷靜，才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價值。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為甚麼有些海外的港式茶餐廳，反而比香港本地的更接近人們記憶中的樣子？答案可能是倒轉的：不是因為有香港特色美食才有茶餐廳，而是因為有茶餐廳這一種制度，才會出現有香港特色美食。先由一個常見的直覺講起。很多人會假設，一種菜系是由它用的食材定義的。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整。法國菜靠五大醬汁，印度菜靠Garam Masala，東南亞菜靠椰漿香茅——只要掌握了這些地方的基本材料和技法，一個人可以模仿到七成八成以上。香港的菜式完全不是這個邏輯。你將菠蘿包上那層脆皮放到其他麵包上，就不再是菠蘿包；你將火腿加進其他食物，也不會是香港特色。香港食物需要非常具體：一定是通粉加火腿，一定是牛肉加芽菜加河粉加豉油。茶餐廳的特點，是這個場所背後的社會功能；打工仔的早餐。1950年代的茶餐廳菜牌：福建炒飯、星洲炒米、葡國雞、羅宋湯。俄羅斯的羅宋湯其實沒有番茄，用的是紅菜頭；但香港當時能買到的材料是椰菜和番茄，於是「錯」的食材，反而變成了香港的正宗地道美食。香港沒有農業基礎，也沒有一套獨有的烹調技法系統，這個地方能出產的是背後的場景、制度。茶餐廳將運作簡化，水吧可以一個人可以落單、沖奶茶、煮麵、煎蛋。這種高度工業化的效率，其實正正就是香港飲食文化的資本主義本質。另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為甚麼海外的離散族群，往往會保留住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保留住的傳統？」演化生物學的有個概念叫 Founder Effect（創始者效應）。一個龐大而多元的族群，往往只有一小批人離開，建立一個新的社群。這一批人不可能帶走原本族群的全部基因，他們只是一個高度篩選過的樣本。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裔族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多數現在的魁北克法裔人口，其實來來去去就是最初由 8000 個移民繁衍出來的後代。Founder Effect 的概念套用在文化上，同樣成立。移民的時候，我們只能帶走部分的事物；習俗、食譜、價值觀等都是高度篩選的。但留在原居地的人，不但繼續受到新事物所影響，他們身處的環境，本來就有更多元豐富的各種元素。於是，由離散族群保存的事物，和原居地不斷變化的文化，會慢慢有更大的距離。其實不用很長的時間，就能觀察到這種現象。我自己沒有回香港六年，在美國定居下來，我也留意到，自己和現在在香港生活的朋友，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經開始有些不同。這不是因為誰進步誰落後，而是因為兩邊的人，共同經歷的環境本身就不同。離散族群的「文化凝固」，會反過來製造一種奇怪的市場現象：離散族群的人，會用他離開那一年的記憶，作為判斷正宗與否的唯一標準。但在原居地的廚師，卻不斷地演進，加入新的技法、食材。在離散族群中的廚師，一旦嘗試改變，就會被批評為不正宗。這就是所謂的 Authenticity Trap。更根本的問題是：「究竟甚麼才叫正宗，甚麼才叫傳統？」在某一個時空的生活習慣，是由於當時的經歷。這代人覺得那是正宗的事物，他們的上一代人，一樣覺得是不正宗、不傳統。正宗和傳統這些價值，可能從來都不是一個永恆的標準。文化是會不斷轉變的東西；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客觀環境下的現象。當然，將時間線再拉長一點，在離散族群一樣可以出現創新。例如秘魯的日裔移民，將日本的海鮮處理方式與秘魯的青檸、辣椒結合，造出Ceviche；今天已經是一道公認的秘魯菜。澳洲的港式茶餐廳，有一籠一隻的燒賣，大小像拳頭，也是經過長時間慢慢演變出來的變種。用博物館的標準去看，以上的食物都可能都不正宗；但它們有生命，會繁殖，會產生新的東西。真正需要保存的，不是固定不變的方法。香港的文化，背後本來是創新的精神；以最有效的方法，去服務某個時代，某群人的需要。香港精神是不斷適應、不斷進步。當然，我們這代人仍然記得、曾經存在過的東西，暫時是不可能變的；但未來，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這樣講，是不是等於根本沒有「香港菜」這樣東西？不是這個意思。香港菜是存在的，只是它的定義不是靠食材，而是靠那個場合和那套制度——茶餐廳這種生產模式，才會產生出港式的通粉加火腿、乾炒牛河這些具體組合。抽走那個場合，單靠材料組合，是模仿不出來的。如果離散族群保留的東西是凝固的，是不是代表他們落後過原居地？不是。這不是進步和落後的分別，而是兩邊經歷的環境本身不同。原居地一直在變，離散的一批只是保留住離開那一刻的一個切片，兩邊自然會有距離，但這個距離不代表誰比誰高明。Authenticity Trap 是不是等於離散的廚師不應該理會食客的期望？也不是要他們不理，而是要理解那個期望本身有一個結構性的原因：食客用他離開那一年的記憶做標準。原居地的廚師可以自由創新，離散的廚師卻被要求代表傳統，這是一個值得知道的現象，不是廚師要順從或者要反抗的道德命題。如果正宗和傳統都不是一個永恆標準，是不是等於甚麼都可以叫正宗？每一代人在他生活過的那個時空之內，會有一套具體的判斷，只是這套判斷會隨時間轉變。上一代人覺得你當年吃的不正宗，這代人又會覺得下一代吃的不正宗，這是一個歷史過程，不代表判斷本身沒有意義，只是這個意義不是永恆的。為甚麼會用 Founder Effect 這個生物學概念來講文化？因為兩者的機制其實相似：一小批人離開一個龐大的族群，帶走的必然是一個高度篩選的樣本，不是隨機的。魁北克的法裔人口，大多數是最初大概8000個移民的後代，就是這個現象在基因上的例子；文化移民的時候也是一樣，帶走的是一個行李箱的切片，不是完整的原鄉。秘魯的Ceviche、澳洲那些一籠一隻的大燒賣，和香港有甚麼關係？它們是同一個現象的另一面：離散族群不是只會凝固，也可以演變出新的東西。秘魯的日裔移民把日本的刀工和秘魯的青檸辣椒結合，造出了今天公認的秘魯菜；澳洲的港式茶餐廳把燒賣做大成拳頭般大小，也是經過長時間演變出來的變種。這些用博物館的標準看都不正宗，但它們有生命。你自己觀察到和香港朋友看法不同，具體是指哪方面？離開香港六年，在美國定居也六年，最明顯的是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開始有距離——不是因為誰進步誰落後，而是兩邊共同經歷的環境本身不一樣了。這種距離不需要很長時間就會出現，六年已經足夠讓它變得可以觀察到。最後你想講的是，我們應該怎樣看這種文化上的分歧？真正需要保存的不是某一種固定不變的做法，而是背後那種創新的精神——用最有效的方法去服務某個時代某群人的需要。這才是最終的香港精神：不斷適應，不斷進步。我們這代人記得的東西，暫時不可能變；但未來會變成怎樣，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經常「禍從口出」；究竟係佢本身講嘢冇分寸，定係錢眾早就慣咗將公眾人物每句話都放大？事情由一集 Podcast 開始：阿爾巴尼斯喺總理官邸一邊飲威士忌一邊做訪問，被問到可以同 Kylie Minogue 「上床、結婚、拍拖：三選一」，佢答「三樣都要」；跟住被問起收過最古怪嘅外國元首禮物，就用手勢捧起兩個高市早苗送嘅靜岡蜜瓜，說咗一句性暗示嘅話。呢件事後來更發酵成一場機密文件洩露嘅外交誠信危機，就連日本駐澳前大使山上信吾都出來炮轟。雖然社會服務部長普利貝塞克被推出去擋剎，黨內其他女性同僚亦撲出嚟護主，但心水清嘅凱大熊就指，阿爾巴尼斯公關團隊唔係唔知道邊啲人可以得罪，邊啲人唔可以得罪。呢場風波真正嘅核心，係公眾人物嘅分寸感；而我哋又究竟應該用咩準則去評價公眾人物呢？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匯豐澳洲嘅零售銀行業務，2025年除稅前溢利仲有6億幾澳元，按年仍然升近一成。話雖如此，匯豐澳洲嘅樓按市場，市場佔有率只得1.5%；四大銀行加埋第五大嘅麥格理，都遠遠拋離佢。最終，匯豐澳洲都係要賣盤退場；360 億澳元嘅樓按同個人貸款組合，由黑石旗下嘅Virgo BidCo接手，佩珀金融負責日常貸款服務。呢單交易其實早在 2023 年 12 月佩珀接手匯豐紐西蘭嘅按揭組合就已經開始，到今年 7 月 31 日先至有最後答案。匯豐整個集團市值當然大，但喺澳洲呢個高度集中嘅市場，佢從來都唔係主要玩家。規模太細之下，合規成本反而不合比例咁高。聯邦銀行行長話，單係防詐騙，佢哋每年就要洗9億澳元；要知道匯豐澳洲全年先賺 6 億，各種合規嘅固定成本肯定嚴重影響匯豐澳洲零售銀行業務。2024 年一連串冒充匯豐嘅SMS詐騙案，最終演變成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ASIC）向匯豐提告，判罰3500萬澳元，有苦主嘅戶口甚至被封鎖542日先解封。連匯豐自己主打嘅信用卡回贈，喺澳洲呢個高度集中嘅市場度都幾乎冇得賺。更重要係，匯豐有更多更好嘅方法選擇，趁有價有市將零售業務出售，係非常之合理嘅決定。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國電信，即中國移動的前身，代號 941 在香港上市。單單這一日，這隻新股便從香港銀行體系抽走四十二億美金。當時中國全國的外匯儲備，也不過一千三百七十八億。一天在香港抽四十二億，這個規模，足以令銀行同業隔夜拆息，抽高到三百釐。這就是香港版亞洲金融風暴的序幕，而觸發者，正是中國的「抽水活動」。每隔一段時間，總有人重提一個講法：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之所以能夠安然無恙，全靠北京出手，擊退索羅斯這班大鱷。這個講法，近年愈講愈多，邏輯很簡單，很直觀；中國很大，香港很小，中國救香港，天經地義。問題是，事實剛好相反。一九九零年代，中國的金融業才剛起步。人民銀行要到一九九四年，才廢除那自欺欺人的匯率雙軌制。在一九九四年前，官方牌價一套，市場一套，一般民眾購買進口商品，還要靠外匯券。這套制度，本質上是一種保護主義，也是一種很極端的外匯管制。中國之所以在九四年改革匯率，是為了加入世貿。匯率改革之後，中國的外匯儲備由一九九四年開始急升：九三年初二百零一億，九四年底五百億，九五、九六年再倍增到過千億。這批多出來的儲備從何而來？答案是外資流入，而流入的門戶，就是香港。一九九三年七月，青島啤在香港掛牌，是第一隻 H 股。此後，一批又一批H 股紅籌國來香港上市抽水，甚至去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亞洲金融風暴在外面已經打到如火如荼，抽水活動仍然繼續。用今日的講法，就是所謂的南水北調；香港的股市，成為了中國創匯背後其中一個最大力量。諷刺是，真正因為金融風暴陷入危機、需要靠香港打救的，是廣東省。當時廣東省一些銀行，不良貸款比率高達五成，像粵海這類省企，經歷了兩年多的重組工程才死過翻生，靠的正是廣東省政府注入東江水業務，透過改組來香港集資，完成債務重組。東江水的客戶，就是香港，上市集資的地方，又是香港。這是名副其實的南水北調。中共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根本沒有能力去支持香港；相反，是香港的資本市場，救了廣東省。董建華卸任之後，曾經對南華早報透露，在風暴期間他曾經向北京提出要求，但遭到北京拒絕。但後來，他反過來為北京「補鑊」指中央拒絕出手，是不想破壞一國兩制。從客觀條件去分析，真相很簡單：當時中國既沒有條件幫香港，香港亦沒有這個需要。所謂「大把財政盈餘去打大鱷」，其實只是很表面的理解，也是為何當年很多人相信曾蔭權、任志剛、許仕仁，是打大鱷的三個民族英雄。但整場風暴背後的資金流向，從來不止索羅斯一個人，也不止幾個炒家：有份沽空港元的，還有香港的有錢人、銀行，以至其他機構投資者。再者，單純資金換美元，本身不會構成金融危機；大前提是只要銀行體系資本充足，就沒有問題。真正出事的，不是金融業或股票市場，而是樓價下跌，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萎縮，觸發骨牌效應。這個現象放諸四海皆準：日本如是，香港、美國、中國亦如是。由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香港樓市泡沫其實只是剛開始爆破，而真正最難捱的日子，是二零零一年之後到二零零二年。反觀當時的中國經濟，在二零零八年之後亦曾出現問題，也是首次用四萬億方案，首次以大規模財政手段處理宏觀經濟問題；在此之前，中國金融制度的傳導機制，其實仍未完全建立。一國兩制，從來都不是對香港人的承諾，也不是對英國的承諾，而是一個讓中國毋須改變自身制度、卻又能透過香港享受國際金融市場好處的防火牆。本質上，防火牆最重要的功能是保護中共，而不是為了令港人安心。一九八四年底，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後，戴卓爾在北京會見鄧小平。當時鄧小平想借戴卓爾的口，向美國列根總統傳話，問可否用香港一國兩制的模式，去處理台灣問題。戴卓爾反問鄧小平，怎樣看中國未來的經濟改革方向。當時鄧小平的答案很清楚：「中國永遠都會是社會主義國家，生活在資本主義的人口，永遠都只會是少數。」注意，他用的字是「永遠」；而且鄧小平也曾經講話，假如中共放棄控制經濟，資本主義將會吃了他們的社會主義政府。同一年年底，戴卓爾去到美國大衛營見列根，亦曾傳達這個訊息。只不過是將近廿年，沒有人認真去了解這段歷史和中共的盤算。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複雜的城市、一個社會，一直在轉變之中；只不過越接近一九九七年，香港就由「世界的一部分」，變成「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時主流社會天真地相信，最終是香港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從頭到尾這個幻想都只是外界對這個神奇國度太多一廂情願的假設。又有很多人以為，經濟現實的改變，終會令中國改變。實情是，中國的社會制度，包括政治、經濟，甚至科技，至今仍然停留在膚淺的認知：中共至今仍然將高樓大廈、夜景、夜繽紛這些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視為經濟發展，對於背後的制度和複雜的市場運作等抽象概念，只有口號式的理解。其實早在一九八三、八四年中英談判之時，這個問題已經浮現。當時英方很積極地想解釋香港有些什麼特點、為何如此成功，但中方的態度卻是：「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香港，與你們無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全世界都看到中共不會接受和平轉變。蘇聯倒台之後，我們又被同一班人，用同一個謊言騙。那時候的人以為鄧小平那句：「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意思是中共會變，不過要多點時間而已。其實這句話的關鍵詞，從來不在「改革」兩個字，而是「下台」：中共用行動說明，改革是手段，目的是不要下台。馬照跑、舞照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一句又一句的口號，背後以一個又一個的都市傳說去充撐場面。明明在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時，剛好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明明特區政府處理經濟危機時，不停犯錯，可恨人的記憶，很容易受主觀信念扭曲。只要越來越多人相信「中國很大、香港很小」，金融危機過了十年八載，歷史就會被扭曲成「北京介入讓香港渡過難關」；再過多十年八載，很多人就分不清什麼是事實，什麼是被寫成的事實。歷史，從來是由勝利者所寫的。假如我們放棄對歷史的堅持，靠都市傳說、口號去統治的神奇國度，就完成了他們一直想做的事，不只是收回香港主權，也改寫了全世界的記憶。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所謂的「可負擔房屋」，在制度上究竟是什麼？答：它不是公屋，也不是資助出售房屋，而是一種以規劃權換取租金折扣的安排。新南威爾士州以環境規劃政策放寬地積比率，鼓勵發展商在項目中撥出部分單位作可負擔用途；維多利亞州則以社會房屋增長基金和快速通道計劃加快審批，達到類似效果。這些單位只租不賣，而且設有年期，英皇十字那個項目的年期是15年，期滿之後單位回歸市場。同一棟建築物之內，可負擔單位與自由買賣的單位並存，是這套制度的結構特徵。問：為什麼一個可負擔房屋項目，可以令一個地段的住宅單位數目不升反跌？答：雪梨英皇十字一個地盤是清楚的例子。原本那棟樓有80個一房及開放式單位，重建之後變成23個可負擔單位加21個豪宅，合共44個。額外樓層為發展商帶來3,000萬元以上的價值，而可負擔單位的租金折扣，成本只在200萬元左右。政策名義上增加了可負擔供應，實際上減少了整體單位數目，同時把中低價位的舊存量換成了高價位的新存量。問：把租金定在市值租金的74.99%，問題出在哪裡？答：折扣的基準是市場，不是申請人的收入。市值租金受外圍環境左右——樓價上升、買不起的人轉去租、空置率在部分大城市低於1%——市值租金就會被推高，而所謂可負擔租金亦會同步上升。這套定義並沒有把租金與負擔能力掛鈎，只是把它與市場保持一個固定的距離：市場越貴，「可負擔」就越貴。而過去30年澳洲樓價的年均複合增長率是6.4%，工資物價指數的長期平均年增長只有3.13%，接近前者的一半。任何以市場價格為基準的機制，都會自動繼承這道差距。問：申請門檻定在哪裡？誰才是實際受惠者？答：以墨爾本一個項目為例，一房單位週租397元，申請家庭的年收入須介乎6.8萬至7.3萬澳元。按稅務局的課稅年度報告，這個收入水平大約已經高於六成澳洲人。制度上被界定為「低收入」的一群，其實接近收入分布的中位偏上，真正處於底層的人並不在這套機制的服務範圍之內。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Ray White香港的廣告話「免本地印花稅」，這句說話有咩問題？答：這句技術上並無錯——如果買家是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一手樓盤確實可以豁免本地印花稅。但廣告沒有告訴香港讀者，海外買家仍要支付額外的海外買家印花稅附加費，這筆附加費才是真正的成本核心，廣告完全沒有提及。問：特許經營（franchise）這個商業模式，在法律結構上有什麼特點？答：特許經營商（franchisor）出品牌，有時還要求指定供應鏈，但前線與消費者直接接觸的一批人，通常不是總公司的僱員，而是買了牌照的獨立加盟商（franchisee）。這種結構令總公司可以享受品牌帶來的收入，同時將僱傭關係、消費者責任等法律風險，盡量隔離在自己和前線之間。問：為什麼管理規模一大，很容易走向官僚甚至極權化的管理方式？答：管人本身充滿變數，難度遠高於管錢。當管理規模去到成千上萬員工，要維持一致的規章制度，管理手段就會自然傾向由官僚化走向極權化；這個現象不止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而是任何勞動密集型的大規模管理都會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問：台灣珍珠奶茶可以特許經營遍布全球，但香港的茶餐廳文化做不到，分別在哪裡？答：珍珠奶茶的SKU少、生產流程簡單，茶底、糖度、珍珠都可以標準化生產、中央採購。但香港美食例如乾炒牛河，生產工序複雜，很多要靠師傅手感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這類知識很容易隨師傅退休而失傳，也很難系統化去複製到另一間毫無經驗的舖頭。問：香港人到海外買特許經營生意做投資移民，背後有一條怎樣的產業鏈？答：在美國的 Franchising 博覽，展場尾段還會有移民顧問律師駐場，即場幫你安排投資移民與買生意的一條龍服務。這類生意很多時原本就是度身訂造給移民人士短期經營，待攞到永久居留權之後就轉手放盤，形成一條環繞著投資移民需求的特殊商業鏈。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雪梨的會議廳裡，外交部長連續兩年站上講台，說著幾乎一模一樣的話：澳洲對東南亞的投資，遠遠跟不上區域經濟成長的速度。台下的聽眾點頭，散場，隔年再回來聽同一句話。與此同時，這座城市的街道上，住著懂印尼語的第二代移民、與雅加達仍有生意往來的僑民、精通馬來語與廣東話的商人。他們不是稀缺物種，卻從未被邀請上台。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澳洲缺乏懂亞洲的人，而在於這個國家的制度，從未真正承認他們的知識為國家能力。任何機構要判斷一個人是否真的懂印尼、懂越南，成本高昂、難以驗證，於是機構退回一個便宜的替代訊號：學歷、口音、一紙認證。一位讀了三年印尼語、寫過論文的白人學者，反而比一位在雅加達長大、家族生意仍在當地運作的移民，更容易被認證為「亞洲專家」。這不是後者不夠格，而是制度沒有一套辦法，去確認那份長在骨子裡的知識，究竟值多少錢。數據印證了這套機制的存在：澳洲勞動力中近一成為亞洲出生，但澳交所二百大企業的董事會裡，具亞裔背景者不足二成之一；中文姓名的求職者，須比西方姓名者多投六成八的履歷，才能換得同等的面試機會。或許有人會說，這不過是文化差異需要時間磨合，語言教育若能重新投資，問題自然緩解。這個說法只說對了一半。即使把所有印尼語課程全數開回，澳洲外交部、傳媒編輯台、企業董事會，也不會因此多出幾張亞裔面孔坐上真正做判斷的位置；因為問題從來不在語言供給，而在於誰的知識被視為「專業」，誰的知識只被視為「社群代表」。移民知識分散在千家萬戶，抵不過集中而制度化的認證權力。這道牆並非一夕築成，也未必能一夕拆除。最後呼籲各位香港人，下一次人口普查表格送到手上時，願意在族裔一欄準確填上「香港人」，在語言一欄寫下「廣東話」，或許正是這道牆出現第一道裂縫的起點。承認，從來都要有人先開口要求。【友情連結】HKCC+ YouTube 頻道問：澳洲對東南亞的貿易與投資為何持續落後於區域整體趨勢？答：澳洲對東協的直接投資存量佔比，由二零一七年的百分之六點三，跌至二零二二年的百分之二點九；同期東南亞佔全球外來直接投資的比重卻不斷上升。儘管貿易部長曾表示對東南亞的融資金額有所增加，但相較於其他國家商界在越南等新興市場的投入規模，此一增幅仍然有限。問：澳洲大學東南亞語言課程萎縮的實際情況如何？答：澳洲大學東南亞語言的本地生註冊率，由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二四年間下跌百分之七十五；印尼語學生人數則由二零一零年的一千一百六十人，跌至二零二四年的四百八十六人。部分大學已因註冊人數不足而終止相關課程，形成外交人才培育管道的結構性斷層。問：澳洲既有龐大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移民社群，為何仍被視為「缺乏亞洲人才」？答：問題並非沒有人才，而是既有的語言與文化知識未被制度承認為國家能力；這些移民社群往往被視為選舉時爭取的人口結構、文化節上的表演者，或商界的市場入口，卻鮮少被賦予外交、國安或企業決策層面的實質判斷位置。問：語言能力本身是否足以讓移民躋身外交或貿易體系的核心崗位？答：語言僅屬入門技能，真正決定能否在相關崗位發揮作用的，是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會計、法律或礦產貿易等範疇的功能性知識。純粹掌握語言而缺乏此類專業背景，仍難以在制度中取得實質位置。問：澳洲與美國在亞裔融入建制方面的差異，根源何在？答：其中一項關鍵因素在於歷史脈絡；美軍在二戰後於韓國、日本、東南亞等地長期駐紮，衍生出大量具備當地語言與文化經驗的退伍軍人，成為日後外交及貿易體系的人才來源。澳洲缺乏此類先於移民政策開放、已具規模的建制土壤，故即使移民社群具備相應知識，亦難以循同等管道進入決策核心。問：現有研究數據如何呈現亞裔在澳洲職場與企業管治層面的處境？答：澳洲多元委員會二零一四年的研究指出，澳洲勞動力中百分之九點三為亞洲出生，但在澳交所二百大企業（ASX 200）中，僅有百分之一點九具備亞裔文化背景。同一研究亦發現，百分之六十一的亞裔企業領袖感受到需迎合盎格魯領導風格的壓力。澳洲國立大學二零零九年的研究則顯示，中文姓名求職者須比西方姓名求職者多投遞百分之六十八的履歷，方能取得同等面試機會。問：移民社群本身可以如何回應此一制度性困境？答：其一是透過建立社群組織與網絡，其二是善用既有法例（如語言服務權利）在制度內建立實質存在；其三是提升社群能見度，包括積極參與人口普查、準確填報族裔與語言身份，以爭取制度層面的正式承認。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打了十年仗，再用十年回家，最終雖然踏上故土，卻認不出那裡是家。家並非一片固定的土地，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經歷二十年而徹底改變，地方縱然沒變，那段關係也已不存在。真正的悲劇不是回不去，而是回到了，卻發現要找的那個家早已消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進入正題之前，我希望大家先記住一句話：權力會腐化，但同樣重要卻很少人講的另一半是：懦弱也一樣會腐化；而且權力腐化的是少數人，懦弱腐化的，是大多數人。廣東省揭陽市坪埔村，四個未滿十四歲的男童，將一窩大約半個月大的小狗，連同牠們的母親旺旺，虐殺、焚燒。犯案的細節我不想細講，最令人髮指是他們一邊虐殺一邊拍片，還在鏡頭前笑著說「好香啊」，自得其樂。真正值得深究是這件事的下半場。當全中國以至外面的世界都說「這樣很離譜」，這條村裡的人，竟然再拍片虐殺三隻貓，然後撂下一句：你們有膽的，就來我們這條村跟我們講。這一刻，他們已經超出了單純個體的反社會行為；我們見到的是一種社會行為；由官方，到整條村，到報復式的挑釁，是一整套的社會現象。官方怎樣處理？新亨鎮人民政府通報，呼籲網民不要傳播、不要網暴這幾個人；村民自己在微信裡則說要「大事化小」，不要張揚。雖然在這條村以外，中國大陸也有良知的聲音：有演員在抖音說要尊重生命，應該立法保護動物，但貼文被抖音刪掉。台灣藝人在微博問一句「正義、良知、公義、責任、法治在哪裡」，也是秒刪。所以，這件事在中國大陸其實是有爭議的，但問題是，由那個制度、那個系統，刻意把這些聲音刪走，避免爭議。背後，還有沒有更深的問題？一種很直觀的說法是：中國沒有保護動物的法例。嚴格來說也不全對，中國有《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國家定義的瀕危物種。當中價值觀扭曲在於，假如那幾個人夠膽去虐殺一隻熊貓，政府一定出手，說他們犯法。另一種主流切入，是吃肉的雙重標準：「你們不是個個吃素嗎？你吃豬吃牛吃羊，不也是殺害動物？」我也見到有人說：「虐殺和殺是兩回事；大自然本來就有動物吃動物，人類是雜食性生物。」中國古典裡有一句「君子遠庖廚」；殺害動物本身是殘忍的動作，正因為惻隱之心，人不想見到那個過程；當食物煮好放上桌，不再以一個生物的形式存在，人也吃得心安理得一點。有人說這是虛偽、雙重標準；無疑這是另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但不是我針對的題目。首先，不妨先講我自己的立場：「我對動物是有一個 soft spot 的；小動物固然喜歡，大一點的也覺得可愛。」可能有人會說，這就是左膠、大愛、濫情？但人對其他人或物的共感、同理心，不是理性計算得出來的結果，不是理性的選擇；「我喜歡動物」，是很個人、很主觀的感覺；但我也不會強迫所有人接受我的這種價值觀。有人會反問：「好，你有你的自由，那為甚麼那幾個小孩、那些虐殺動物的人，不可以有他們的自由去做這些事？」道德的存在就是保護弱者從哲學一點的角度想：「何為道德？」首先，道德絕對不是用來保護有權有勢的人。在叢林法則——誰大誰惡誰正確——的世界裡，對別人有絕對支配的能力，就可以為所欲為。但文明人接受不了叢林法則，原因很簡單也很理性，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永遠都站在支配的一方。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能夠支配他人的，永遠是少數。人類文明之所以慢慢發展出「道德」這個觀念，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擔心自己是被支配的那一個。如果你不信，可以用 AI 寫一個模擬：一套社會法則是絕對支配者毫無約束、可以為所欲為，另一套是人與人之間有一定的道德約束、對極度殘忍血腥的行為有所剋制。看看兩種模式最終得出甚麼結果。我可以很大膽地說，假如人類社會純粹建立在前者，根本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文明。人類不是在大自然裡特別有優勢的物種，單獨一個人在野外，根本不可能生存。所以對他人、甚至對其他物種的慈悲，不單是人類的天性，也不單是一種社會規範，而是我們生存的根本。站在這個角度批判揭陽那幾個人是反社會、甚至反人類的行為，絕不過分。接下來更重要的兩個問題最是：一，為甚麼他們會這樣？二，怎樣改變這個現象？過去二十年，越來越多人不自覺地接受了一種觀念：「對其他生命有同理心、慈悲，是多餘的、是虛偽濫情。」「白左」「聖母」這些詞大概在 2010 年前後的華語互聯網流行，尤其是針對動物保護、環保、平權、LGBT、女性主義、素食等等，說這些人是同情心氾濫：「對狗有同情心，那麼對水母、對生蠔要不要有？」我也曾跟素食主義者辯論過：「牛、鹿、羊、豬會痛會怕，所以不吃；退一步，魚呢？再退一步，生蠔呢？」題外話，我自己其實大多數時候吃得很素，我的家人甚至不吃肉，所以雞蛋是我最主要的蛋白質。我不敢將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強加於人，能行慈悲就盡量自己行。當然我也會偶爾也會忍不住吃點肉；人不完美，我也不完美，但至少我不會做到虐殺動物那一刻覺得有快感。這是兩件事。回到「權力腐化」那句話；當中所指是濫用支配的力量；但 Eric Hoffer 提醒我們，絕大多數人其實是弱者，而那種懦弱更加腐化，而且腐化的還是大多數人。Jordan Peterson 也有一句我很記得的話：「軟弱不是道德；當你有傷害別人的能力，卻選擇不去傷害，這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真正的強。」你看那四個揭陽少年，虐殺的是小狗；如果面對的是兇猛的猛獸，他們還會不會勇敢起來？我想不會。我不是否定支配他人有其快感，但正正是當你握有支配的能力時，才看得出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我們常說，給一個人一點權力，就看得出他的品格。在某些社會狀態下特別容易孕育出這種「誰大誰惡誰正確」的觀念；有人說「中國人就是這樣」，雖然我不排除很多中國人確實如此，但我們要留意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長期被欺壓，一旦自己強起來，就從被害者變成把痛苦施加於別人的人。當政權否定普世價值講道德，很自然會延伸到一個問題：「道德是不是建基於一些普世價值？」慈悲，我認為就是一種普世價值。而我對普世價值的定義是：「人類文明、人類今天的存在，就是建立在這些很根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上；包括我們不是純粹的弱肉強食。」假如人與人的關係純粹是弱肉強食，人類早已在地球上消失。這種根本的關係，我稱之為普世價值。問題是，近代中國的政權，不斷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當有人提出某些社會制度源於普世價值——包括言論、思想自由，政權出於政治上的方便，就會用一種道德相對主義回應，指這些是西方的價值觀，不適用於中國人。有一點我覺得很諷刺是，中共經常指西方國家虛偽、雙重標準；但如果一個人是虛偽、雙重標準，頂多只能說他不是不知道甚麼是理想的價值，只是做不到。虛偽，建立在你嘗試扮演某種價值；雙重標準，至少也有一個標準。可是我敢說，在過去兩三百年，在中文世界的道德倫理哲學，充斥著虛無主義；缺乏原則性。儘其量，就是搬出一些孔孟儒家教條式的說法。結果，中國人在討論道德問題時，往往只有兩種思維模式：一種是只有空泛的教條而無內容，另一種是乾脆走向道德虛無主義；在他們眼中，世界根本沒有道德，只有絕對的支配與被支配。社會最上層出於政治需要，不斷模糊、扭曲概念。社會下層，也出現各種歪理。當你說虐殺小動物殘忍，他們就反過來說因為你吃肉，所以你也殘忍。可是當你有人說自己吃素，他就說是白左、是泛濫的情緒、是聖母。總之在他們眼中，世界根本無道德可言。這也是為何在這種社會中，有些人——尤其是弱者——很容易將自己遭遇的不幸，以暴力的形式，施加在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身上。2013 年中共推出了「九號文件」；全名是《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件說明，若有人宣揚普世價值，就要警惕，因為那是將外來設計的價值觀強加在他們身上。其實中共一樣借用民主這些字詞，但將概念完全扭曲：所謂民主，就是我們有一個程序；所謂法治，就是有法規。當概念不斷被搬弄，背後卻沒有一套言之成理的原則，結果就是「口號治國」；口號背後完全沒有任何內容。「九號文件」雖然表面上只狹義地針對政治範疇，但政治與道德倫理都是制度背後的原則。就以一人一票的選舉為例，那是反映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在北京眼中，這種觀念是高風險、直接動搖他們的絕對控制。當你嘗試將道理講清楚，他們的價值觀就站不住腳，唯有禁制言論。專制政權限制言論自由，理由是他們已經找到最終真理，只要讓黨掌握了絕對正確的人掌握權力，支配了所有資源，就能做出最好的結果；群眾只要照做就是，不用那麼多的討論。另外，選舉政治最主要的價值，是向每一個當權者說：「你是可以被趕下台的。」這件事中共亦當然接受不了。可惜，偏偏又有很多人有種扭曲的觀念，認為選舉的意義是選出「最好的政治領袖」。專制政權亦利用這個扭曲的觀念，去證明選舉不一定可以選出「最好的政治領袖」，從而得出中共的「全過程民主」，才是真正以「結果為目的」的真正民主。久而久之，層層而下，在專制之下的群眾也相信了「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到了最底層，無法支配任何人的那一層，就開始向更無助的小動物。可能有人說我講遠了，那四個揭陽的少年根本就是反社會人格，但是我們又怎麼解釋之後整條村的人說「有膽就進村來找我們談」？說穿了，那就是：「老子拳頭夠硬，不需要跟你講道理。」正如有人提出要立法保護動物，結果卻是連討論的空間也沒有，貼文秒間刪除。在這種社會下，自然大多數人都不懂得討論問題，甚至不懂得如何和平共處，只要一有衝突，不要說那麼多，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其實不需要很高深的哲學訓練也聽得出，當一個人所做的事不是幅自己決定，甚至連反省自己行為是否合理的自由和能力都沒有，連對錯是非都無從區分，社會又如何有甚麼道德可言?所以，當極權社會掌握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不但支配人的行為、社會資源，甚至連思想都要支配，道理就不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範疇。道德不是由上而下的；亦不是因為有些人高人訂了標準，其他人教條式地服從就是。回到揭陽虐殺小狗事件，有人以為只要制訂動物保護法，就可以減少虐殺。當然，我不是說立法是錯，我只是說立法不會移風易俗。中國的法例多的是，但如果有一班人根本反人類、反社會，立法只會令他們覺得自己更受壓迫，更需要借殘害更弱小的發洩，因為根本的價值觀,就是那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君子慎獨再強調一次：「道德的根本，是要破除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本身沒有必然的矛盾，但哪一樣更重要？我會說肯定是道德規範。但道德是甚麼規範？我有個最簡單的答案：「道德，就是當沒有人看到你在做甚麼的時候，你怎樣抉擇的基礎。」如果沒有人看著、沒有人知道，你仍然會選擇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那就是給自己的約束，就是道德。一個社會若要以相對低的成本運作，必須建基於道德。換句話說，即使沒有人知道你在暗地損別人的利益，你也會選擇去捍衛這些共同的利益，而且人人都漸漸地建立起共識，盡量不做損害別人的事，這也是為何有些社會可以在相對低的成本下運作。之前世界盃小組賽期間，日本球迷賽後清理觀眾席，某個國家的網民卻很不滿，認為是虛偽、做戲，冷言冷語說日本人先將自己家弄乾淨再去幫人撿，認為覺得根本沒有人會這樣做。你從此就看得出這群人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我盡量避免與這類人接受，是因為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去「防小人」。對不起，話說遠了。道德規範是自律；當一個社會普遍有很多人願意在影響別人的事情上自律，整體運作就會暢順很多、成本低很多。不要低估這些省下來的成本；當你不必浪費資源在門口裝幾個鏡頭，不用監視有沒有人在你家門口扔垃圾，省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做其他更有價值的事，尤其是對藝術、美、各種價值上的追求純粹。慈悲的根本：藝術、文學與同理心道德有它的社會價值，甚至人類之所以能存活至今，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人與人根本的協作能力。動物保護，重點也在於我們有沒有那份慈悲心。但慈悲心從何而來？主流的認知是教育和灌輸知識。我不敢說這些教條式的灌輸沒有用，但自古以來人的身份和價值，並不是靠教條式的灌輸；不是有人告訴你這件事對、那件事錯、你只要照著做就是；那是很傳統社會的想法。實證告訴我們，最有效去誘發我們對他人甚至萬物的慈悲和情，是感覺；而這種最直接的感覺，很多時來自藝術和故事。藝術有很多形式，包括音樂、繪畫、文學。尤其是文學；人類文明漸漸走向更高同理心的社會，建立起現代人的身份認同，是因為過去幾百年由印刷術開始出現文學。古代社會也有文學，只是未必以文字流傳，而是透過詩歌，口耳相傳世代地承傳，效率當然不及文學甚至流行文化。有人說文學沒用，這一點我是不認同的。文學有它的社會功能，但文學當然不是為了它的這個功能而存在，甚至不是為了任何目的而存在。當藝術要為某些政治目的服務，例如所有電影都是宣揚家仇國恨，它本來可以承載美、各種價值觀、各種人的經歷，統統被單一化、只為政權服務，最終得到的結果，失去了培養同理心、慈悲心的功能。為甚麼在極權社會之下，人與人久而久之好像不懂得跟人相處、不懂得守規矩。這不是甚麼 DNA 出錯、不是甚麼人種就這麼下賤，而是群體大多數人的成長和生活經歷，都沒有機會讓他們知道原來別人也有感受，也不會想到人與人相處是需要一些道德規範。在這些人心目中，就只有透過權力去控制更低賤的人。對他們來說，社會規範如排隊是很愚蠢的事，他們會投訴，為甚麼不是霸了位置就是他用能力得到的好處?在他們的世界，守規矩是少數，多數人不守規矩，吃虧就是那些少數。他們不會想到，假如人人守規矩，大家一起得到一樣東西的成本其實都低了，不必爭先恐後、但對他們而言是難以想要的事，甚至認為守規矩是虛偽的行為；指出他們的混亂，就是歧視。揭陽的那村民覺得別人是針對他們；因為他們不相信人可以慈悲。當你不相信人有慈悲的能力，自然會選擇以一種殘忍的態度去回應別人。回到在一開始提出的那句話。權力腐化；腐化是少數掌權的人，但懦弱的大多數人一樣是腐化，他們心目中那種「要麼被支配、要麼去支配別人」的心態，只能靠不斷殘害別人，甚至連快樂都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這件事真的很可悲。今天的分享，我希望這不是純粹針對中國人，而是深入剖析在一種怎樣的社會狀態、怎樣的環境下，才會令反人類、反社會的現象變得普遍。假如我們不想這種情況出現在我們的社會，第一件事是小心守護自己的觀念。近年香港越來越多戾氣，這是很危險趨勢。最後，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內心的那份善良。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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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對美國的信任由65%跌到31%，對中國由12%升到28%；洛伊民調22年來，兩個超級大國的信任差距從未如此接近。但同一批受訪者當中，仍有73%認為美澳軍事同盟重要，68%支持AUKUS。 所謂東升西降，未必是實力此消彼長，更多是記憶被改寫：疫情撲口罩的怨氣淡出，Truth Social 的每日新聞不斷疊加。更少人提起的，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數字；美國對澳投資是中國的18倍，而政府與媒體只反覆講「最大貿易夥伴」，然後按下不表。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冇 Margin Call，唔等於冇人斬你倉好多人買兩倍槓桿 ETF，理由好簡單：想借力，但唔想開孖展戶口。孖展會俾人斬倉，槓桿 ETF 唔會——輸極都只係輸手上嗰筆錢。聽落，呢個係一個更安全嘅設計。其實啱一半。孖展會斬你倉，係真嘅。但槓桿 ETF 每一日收市，都會幫你斬一次。因為佢係每日重設嘅：發行商要令持倉永遠等於淨值嘅兩倍，所以每日收市都要就住當日嘅升跌，去買賣背後嘅掉期、期貨同期權。跌市要沽、升市要追，價錢係幾多都要做。呢個過程嘅成本，唔係發行商孭，係算落你身上。於是就出現咗一個大部分人唔明白嘅現象：你睇啱方向，一樣可以輸錢。指數先跌後升、V 型反彈返到原位，兩倍產品仍然係蝕嘅。發行商嘅上市文件講得清清楚楚，冇呃你——但佢哋喺廣告裡面講嘅，永遠只係「兩倍」。分別喺邊？孖展嘅斬倉，係逐個戶口、逐日、有得商量，你甚至可以揀唔沽。槓桿 ETF 嘅斬倉，係自動、同步、全體、唔理價錢，喺同一分鐘發生。你以為攞走咗一個煞車掣，其實你係攞走咗自己嘅揀擇權。個人風險有上限；市場風險冇。有人會話：咁都唔緊要，願賭服輸。我同意。真正令我擔心嘅唔係有人輸錢，而係有人輸咗都唔知自己輸緊乜。泡沫嘅定義從來唔係「貴」——貴唔貴係估值問題。泡沫嘅定義係：買嘅人根本唔知風險。呢啲產品未去到會搞冧金融體系嘅級數。二千一百八十億美元嘅槓桿 ETF，對住美國家庭六十七萬億美元嘅股票資產，係一個零頭。所以佢唔係制度性風險。但佢係一種社會性風險。一大批人矇查查衝咗入去，輸咗錢，然後連自己點解會輸都講唔出。而如果你真係想賭，賭之前記住一件事：持有資產嘅時間，本身就係風險嘅一部份。問：兩倍槓桿 ETF 明明講明係兩倍，點解買中方向都會蝕錢？答：因為佢係每日重設，唔係逐段時間累積。發行商每日收市要將持倉調返做淨值嘅兩倍，過程中要買賣掉期、期貨同期權去對沖，而呢啲對沖成本係算落持有人身上。所以只要當日先跌後升、或者先升後跌，就算最終方向啱，回報都會少過兩倍；如果波幅夠大、日數夠多，甚至可以直接蝕本。呢個唔係費用，冇人袋咗，係重設槓桿嘅算術成本。問：發行商用咩方法造出呢個槓桿？答：主要三種衍生工具。美國用掉期合約（swap），發行商同銀行簽約，由銀行提供 underlying asset 嘅總回報，融資成本係由買入資產嘅人經發行商畀銀行。亞洲市場，包括日本、台灣、韓國，因為銀行體系深度唔夠，主要用期貨；韓國嘅單一股票 ETF 就係用單一股票期貨。第三種係期權，但因為期權有時間值同隱含波幅兩個變數，對沖唔到完美，所以一般只當後備。美國嘅單一股票槓桿 ETF 唔用期貨嘅關鍵原因，係佢喺二〇二〇年已經停咗個別股票期貨市場。問：發行商自己承唔承擔風險？答：基本上唔承擔。方向風險同波幅風險全部由買嘅人揸住，發行商只收管理費，以 7709為例， 係年費 1.6%，美國同類單一股票產品大約 1.05% 至 1.3%。佢唔係完全零風險：交易對手可以突然收縮額度。二〇二四年底，MicroStrategy 嘅兩隻兩倍槓桿 ETF（MSTX、MSTU）就大到銀行食唔落佢哋每日嘅掉期，逼到發行商即時轉用期權。歐洲亦發生過一隻三倍反向 AMD ETF，因為單日波幅超出可承受範圍，一日之內價值歸零。問：韓國嗰次熔斷，究竟發生咗咩事？答：韓國嘅單一股票期貨三點四十五分收市，但現貨同 ETF 三點半就停。六月八日，SK 海力士同相關槓桿 ETF 喺急跌途中三點半停低，之後十五分鐘期貨仍然繼續交易、價格繼續變，而 ETF 就要用嗰個價位同持有人結算。即係話，你被一個你根本入唔到嘅市場定價。呢個唔係市場風險，係設計缺陷。問：呢啲槓桿 ETF 會唔會放大整體市場波動？答：要分市場睇。美國二〇二四年有研究發現，整體計，對美股市場嘅影響微不足道——因為美國嘅市場深度同銀行體系流動性都遠大過亞洲。但韓國唔同：法國興業用實際數據睇返三星同 SK 海力士，發現 ETF 再平衡確實推高咗波動，而 SK 海力士受影響遠大過三星，關鍵就係流動性——尤其期貨市場嘅流動性。池水淺，一陣風就起浪；大海要起同樣比例嘅浪，要海嘯級數嘅地震。問：韓國明知有風險，點解仲要批？答：韓國副總理具潤哲講得好白：目的係阻止資金外流。而資金流去邊？流去香港——香港早喺韓國之前，就已經上咗三星同 SK 海力士嘅兩倍槓桿產品。理論上韓國可以用控制期貨市場嚟阻截香港發行商對沖，但咁做等於毒藥毒老虎：冇咗期貨市場，自己嘅股票市場都運作唔到。所以佢唯有批。批完四個星期，金融監督院院長就出嚟話後悔。問：SK 海力士嘅盈利咁勁，點解仲要小心？答：因為記憶體係最極端嘅週期性行業。同一間公司，二〇二三年營業虧損 7.73 萬億韓元，二〇二五年淨利潤 43 萬億韓元、收入 97 萬億。呢個唔係基本面改善，呢個就係週期。記憶體係徹底商品化嘅產品——插落部機嗰條 DRAM，三星、SK 海力士定 Micron 生產都冇分別；好景嗰陣三間一齊擴產，下一個週期就供過於求、價格崩。所以持有資產嘅時間，本身就係風險嘅一部份。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今年最低工資加了幾多？背後有甚麼爭議？答：公平工作委員會在2026年6月公佈，2026至27財政年度最低工資上調4.75%，每週達1004.9澳元，是首次突破千元關口。但扣除4.2%通脹，實質增長只有約0.55%。工會要求6%，僱主方主張2%至3.9%，最終結果是雙方討價還價後的中間落點，委員會自己亦承認今次加薪並非基於生產力理據。問：公平工作委員會的報告說了甚麼驚人的話？答：報告明確指出，澳洲過去五年整體沒有生產力增長，因此委員會不認為今次加薪審查可以建立在生產力的理據之上。換言之，這次加薪的目的只是追通脹，與工人實際貢獻完全脫鉤。問：工資增長與生產力增長脫鉤，會帶來甚麼後果？答：兩個後果。正面是加速自動化；僱主有誘因以機器取代人力，減少對人工成本的依賴。負面是入門級職位加速消失，令年輕人和低技術工人失去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出現「連投入社會的機會都沒有了」的現象。問：工會的影響力是否正在衰退？答：按數字看是的。澳洲儲備銀行的研究顯示，工會成員參與率從二戰後約一半，跌至1992年引入企業集體談判時的四成，現在只剩13.1%，私營機構更只有6至7%。但工會透過「Award」制度，令加薪惠及所有受覆蓋工人，包括非工會成員，因此仍然掌握龐大的政策槓桿，並透過工黨在議會維持94席的政治影響力。問：工會的「路徑依賴」問題是甚麼？答：工會習慣了每年就最低工資談判、喊口號、爭取加幅，這套做法在貿易保護主義年代有其作用。但面對全球化、自動化和平台經濟，這套儀式已無法真正改善工人處境。工會領袖越來越職業化，未必有第一線工作經驗；而他們最終能倡議的，也只是更多立法管制，結果把整個社會推向Simon所說的「大型集體計劃經濟」。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為什麼「美國製造業份額被中國超越」不能簡單解讀為美國國力衰落？答：二十世紀之前工業產值是量度國家經濟實力的合理指標，但金融化和全球化令跨國企業可以將生產外判到成本較低的地方，同時保留品牌、知識產權和金融控制。單純以製造業佔全球份額作為國力指標，忽略咗資本配置效率同價值鏈上不同環節嘅盈利能力差異，因此會扭曲對真實經濟實力嘅判斷。問：相對優勢點樣解釋美中兩國過去四十年嘅分工？答：美國專注發展金融、知識產權和尖端科研，中國則專注承接製造業轉移和規模化生產，兩者都是各自發揮相對優勢嘅結果。呢種分工建基於自由貿易同一定嘅全球經濟秩序，一旦秩序動搖，原本嘅專業化便會轉化為對他方嘅依賴風險。問：美國和中國在土地、能源、礦產呢啲第一產業上，優劣勢分別喺邊度？答：美國擁有全球最多可耕地之一，自頁岩油氣革命後已成為能源淨出口國，2025年淨出口達11 個 quadrillion，約等於其全年能源使用量嘅三分之一。中國則在稀土等關鍵礦產嘅加工能力上佔全球九成以上，但在能源（尤其石油、天然氣）和糧食（缺口約2500萬公噸）方面高度依賴進口。問：中國嘅稀土優勢在實際地緣政治博弈中，有幾大槓桿作用？答：中國控制全球九成以上稀土加工能力，若供應中斷，短期內確實會造成一定衝擊，但長期而言，其他國家可以透過提煉替代來源、回收現有磁石中嘅稀土成分等方式逐步調節。相對於能源和糧食嘅依賴，稀土能造成嘅壓力被認為相對有限。問：點解話美國對外貿嘅依賴程度，實際上比中國低？答：2018 年至 2024 年，美國貨物進口平均只佔 GDP 嘅 11.6%，出口佔 7.4%，係相對封閉嘅經濟體；反觀中國出口從未真正萎縮，長期保持增長。美國真正依賴嘅唔係貨物貿易，而是對國際金融秩序，尤其是美元結算體系和資本市場嘅主導地位。問：中國嘅「雙循環」戰略，同美國近年嘅產業政策（例如晶片法案）有咩本質分別？答：中國「雙循環」戰略早在2020年5月提出，是一套具五年規劃、明確目標（例如中國製造2025嘅國產化比率）嘅整體部署，目的係降低對外依賴同時強化他國對中國嘅依賴。美國嘅晶片法案、降低通脹法案等政策方向類似，但屬於逐步應對式嘅舉措，並非同一套統一規劃，起步時間亦落後中國數年。問：如果中美持續走向全球化逆轉，邊個先係真正嘅輸家？答：中美兩國各自擁有不同範疇嘅優勢與韌性，即使成本和價格因去全球化而上升，雙方都有一定能力承受衝擊。真正首當其衝、最缺乏迴旋餘地嘅，反而係缺乏同等規模天然資源、產業能力或戰略部署嘅第三方國家和地區，例如歐洲和東南亞國家。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國際禁毒日，懲教署上載一條AI女團短片：四位美少女載歌載舞，逐一介紹四種毒品有幾爽，落尾先至現形講毒害。半日之內全城熱話，影片兩度下架。網民笑問：呢條片究竟係禁毒，定係賣毒？表面係AI闖禍，實情係傳訊基本功出事。公共傳訊有三個層次：inform，講清楚後果與罰則；influence，連接受眾嘅價值觀，對症下藥；inspire，令受眾主動衍生訊息、替你傳播。香港官僚長年停留喺第一層，除咗威迫利誘冇第二度板斧。今次想跳級玩「年輕人手法」，但自己根本冇message：唔知目標受眾點解吸毒，唔知毒販sell緊乜嘢narrative，於是唯有用傳遞方式嘅花巧，冚住內容嘅空洞。歌舞愈華麗，空洞愈刺眼。呢個唔係技術問題，係機構問題——制度揀人，揀出嚟嘅係熟程序、識執行嘅人；efficient做到十足，effective無從談起。有人會話：短片唔涉額外公帑，出發點係好，係網民斷章取義；有宣傳總好過乜都唔做。但傳訊嘅第一原則，係receiver decides meaning：受眾接收到乜，先至係你講咗乜。頭三十五秒都喺度推銷毒品嘅「好處」，就唔好怪個市場照單全收。諷刺嘅係，政府今次的確做到 inspire；啟發咗大量二次創作，冇人收錢，人人落力。當一個系統連自己想講乜都未諗清楚，佢愈努力傳訊，市場愈快替佢改寫。下一條片出街之前，不如先答一條問題：我哋想人記住嘅，究竟係乜？問：為甚麼連與禁毒宣傳關係不大的懲教署，也要拍禁毒短片？答：看 reporting line 就明白：這輪 campaign 由保安局牽頭，先有郭富城「企硬唔take嘢」宣傳，懲教署正是保安系統轄下部門。警察與海關有緝毒數字可以交代，消防分身不暇，夾在中間；懲教署似乎唯有以社交平台短片表態交功課。問：為甚麼香港政府在這個時間點把禁毒提升到這麼高的層面？答：2025 年起北京將禁毒視為重要綱領，時間上與美國以芬太尼問題向多國徵收懲罰性關稅高度重合。指令傳達到香港有時間差，最可能經兩會後由官員權貴帶回，於是近月各部門急於表現。問：「企硬唔take嘢」這類口號有什麼傳訊問題？答：口號的隱藏訊息是「吸毒者意志薄弱，意志堅強就能抗拒」。對真正在社會邊緣生活的目標受眾，這種說教不但無效，還會引來「我就是爛泥，不用你管」的反彈。宣傳者從未研究吸毒者為何吸毒、毒販的 selling point 和narrative是什麼，自然無從counter sell。問：為甚麼說 AI 女團片反映的是機構問題，而非技術問題？答：本身沒有message，就用傳遞形式的花巧彌補內容空洞；負責拍板的人不是傳訊專業，聽說 AI 做片便宜就下order，下面的人只求夠爆。在大機構和政府，上位往往只代表生存能力強、熟悉程序；而香港教育制度大量訓練出來的，是熟於執行技工但不懂得分析、思考和設計的人才。問：公共傳訊的三個層次是什麼？答：第一層是 inform，告知後果與罰則等近乎客觀的資訊；第二層是 influence，連接受眾的價值觀、對症下藥；最高層是inspire，令受眾主動衍生訊息、向他人傳播。香港政府長期停留在inform，除了威迫利誘沒有其他板斧。問：這次風波引發的大量二次創作說明什麼？答：諷刺地，政府達到了inspire的層次，只是方向相反：網民無償創作，靈感全部來自官方的失敗。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公民社會不是一種組織模式，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最原始的連接——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一起去守護它。足球在阿根廷之所以成為國教而不只是運動，是因為它是這個國家在所有正式制度崩潰之後，唯一還沒有崩潰的東西。阿根廷有兩萬個街坊體育會。不是政府建的，不是企業資助的，是街坊自己出資、自己選領導、民主擁有；過去 130 年從未停止運作。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有 36 個可容納一萬人以上的球場，全球最多。九成阿根廷人對自己的球會有一種類似宗教的身份認同。現任總統米萊 (Javier Milei) 正在嘗試把這些街坊體育會變成商業企業；他說他信仰海耶克 (Hayek) 的自發秩序，但他會不會正在摧毀阿根廷歷史上最真實的自發秩序。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工會為何先反對AI，後來又改口呼籲建立本土AI？答：澳洲工會理事會最初以AI威脅就業為由，向企業施壓要求三年不裁員、提供強制再培訓。然而秘書長麥克馬納斯後來發文改變立場，轉而要求政府建立本土人工智慧以抵制美國科技巨頭。這種轉向的本質是把「排外」包裝成主權論述，卻始終迴避了AI對就業衝擊的根本問題——誰擁有AI，並不等於誰的工人不受影響。問：Daron Acemoglu的「工人友善AI」原意是甚麼，澳洲工會的引述有何問題？答：Acemoglu在《權力與進步》中主張，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應由政府、業界和工人透過體制設計共同分享，而非由少數資本家獨佔。澳洲工會斷章取義地引用「擴展人類能力」這句話，卻略去了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最終結論是，只要AI是「本土的」就算工人友善。這個邏輯混淆了AI的所有權與AI收益的分配，兩者根本是不同的問題。問：為甚麼「本土AI策略」對開放市場而言是自相矛盾的？答：資訊和資本都沒有國界。澳洲的AI新創企業最終要嘛被美國資金收購，要嘛赴美上市，「本土」屬性旋即消失。唯有像中國那樣通過主權圍牆強制隔絕外部競爭，才能孕育出本土AI生態。這對仰賴開放市場的澳洲而言，是一個根本無法接受的前提。澳洲真正的選擇不是「本土對抗外資」，而是在全球AI競賽中找到自身的比較優勢定位。問：AI採用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是甚麼？Google的澳洲調查有何發現？答：Google澳洲董事總經理的研究指出三大障礙：企業靜觀其變、把AI強行嫁接到舊有工作流程（而非讓流程去配合工具），以及領導層不帶頭示範。調查發現只有25%的受訪者表示老闆鼓勵使用AI，75%則否。這個數字說明AI生產力提升的最大阻力不在技術，而在企業文化的頂層是否願意先改變自己。問：Canva的故事如何說明AI時代的競爭結構？答：Canva當年靠平易近人的設計工具打破Adobe的壟斷，是SaaS時代的顛覆者。AI圖像生成工具崛起後，幾句指令便能產出媲美Canva的設計，令其估值急跌，上市計劃遙遙無期。這個案例說明科技競爭的窗口轉移極快——一個技術時代建立的護城河，在下一個浪潮中可以迅速被侵蝕，澳洲比新加坡晚三年制定AI國家框架，就是這種代價的縮影。問：從工業化到AI時代，「轉行」在個人、企業和國家三個層面的難度差異是甚麼？答：個人轉行相對靈活，一個工廠工人可以轉型為服務業、地產或金融業，香港工業北移後的一代人便是例子。企業轉型難度更高，需要重塑內部流程和文化，SAP案例正好說明技術採用如何被人的習慣所抵消。國家層面的轉型難度最大，因為涉及制度、政策、教育、產業政策的系統性協調，而政客的短期利益往往與長期轉型的代價相矛盾。工會呼籲建立本土AI，在某程度上正是這種「轉型困難」的防禦性反應。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This is a free preview of a paid episode. To hear more,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久不久都會有人問我一個問題：「世界上最富有的已發展國家，幾乎清一色負債累累。他們借來的錢究竟去了哪裡？誰有這麼多錢借給他們？」這個問題，表面上很直觀，但答案背後牽涉整個現代金融制度的底層邏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除了「誰是債主？」這個基本的問題，更重要是我們所認知的金融秩序何去何從，又是否像某些人心目中所想那樣簡單的「東昇西降」。答案，當然不是那麼簡單。今天的影片有 90 分鐘長，未必人人可以一次過完全吸收；以下文字版希望可以讓大家更有效地去了解現代煉金術的底層邏輯。請注意，當中有部分內容在影片中沒有提及，尤其是關於中國經濟的部分。

當地球上不斷興建 AI 數據中心，Elon Musk 卻說，真正的算力戰場在太空。SpaceX 的核心邏輯是卡爾達舍夫指數。人類尚在 Type I 掙扎，而 SpaceX 正在鋪路邁向Type II。未來幾年 SpaceX 將以戰養戰：以 Starlink 的技術為基礎，大量將以太陽能直接供電、以真空輻射散熱的 AI-1 衛星搬上低軌道；中長期是透過 TeraFab 晶片廠和長期軌道計劃，以成為世界最主要的 AI 運算力。相關風險就是：算力需求出現S曲線放緩、AI泡沫爆破、以及中國不計成本的競爭。不過，SpaceX 行者的垂直整合優勢目前仍難以複製。問：卡爾達舍夫指數如何理解人類文明的現狀？答：卡爾達舍夫指數以文明能夠駕馭的能量規模為單位，分為Type I（行星級）、Type II（恆星級）、Type III（星系級）三個階段。人類目前尚未達到Type I的完善狀態——使用的化石能源只是億萬年前儲存的陽光殘存，可再生能源的轉換效率亦相對低下。按Elon Musk的形容，人類現在處於Type II的初階起點，距離充分利用太陽系能量輸出還差極遠。問：SpaceX在全球航天市場擁有什麼結構性優勢？答：SpaceX透過火箭回收重用技術大幅壓低了發射成本，目前承攬全球約八至九成的入軌有效載重量。這種成本優勢構成了全球壟斷地位：剩餘約一成的市場主要是中國等因地緣政治原因不使用SpaceX的國家。成本護城河，而非技術獨特性，是SpaceX壟斷地位的根基。問：為何太空是部署AI運算力的理想場所？答：地面AI數據中心面臨兩大挑戰：能源供應和散熱冷卻。太空環境天然解決兩者——衛星可直接採集未經地球大氣衰減的太陽能，散熱可透過輻射向真空直接散逸，無需額外能耗。此外，在太空建設數據中心不佔用地面土地、不拉高當地電費，也不受地方社區反對，規避了地面部署的種種政治阻力。問：AI-1衛星的技術規格如何？3毫秒延遲有多大影響？答：AI-1衛星設計功率約150千瓦，相當於地面一個NVIDIA GPU機架，翼展約70米。運行在600至800公里低軌道，傳輸延遲約3毫秒。由於AI訓練和推論的計算大多在衛星本身完成、傳輸的實際數據量有限，這3毫秒延遲在工程上是可以接受的代價，不構成根本性障礙。問：TeraFab計劃的意義是什麼？答：TeraFab是SpaceX計劃在美國建立的超大型晶片工廠，面積約1億平方呎，目標是最終達到每年1太瓦（TeraWatt）的AI算力產量。這意味著SpaceX將自行生產晶片，從硬件製造到衛星發射形成垂直整合一條龍，減少對NVIDIA等外部供應商的依賴，並大幅壓低單位算力成本。問：SpaceX上市融資與AI策略有何關係？答：SpaceX以「以戰養戰」方式推進上市：以現有火箭發射和Starlink業務產生的穩定收入，支撐軌道AI算力這一高度資本密集的長期計劃。上市的核心敘事是：Google等科技巨頭已向軌道算力下注，SpaceX作為唯一能把太空發射、衛星製造、晶片生產集於一身的公司，理應以更高估值來反映這個整合價值。問：SpaceX面臨哪三大主要風險？答：第一，AI對算力的需求可能在推論（inferencing）應用階段增長放緩，遠低於訓練階段的消耗規模；第二，AI投資週期存在S形曲線，高速增長後可能減速，市場時機難以預判；第三，中國有能力以不計成本的方式進入太空發射市場，複製火箭回收重用技術，動搖SpaceX當前的成本優勢——正如電動車市場的故事已提供了先例。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失業人口官方統計只有69萬，但Job Seeker體系服務了100萬人，這個缺口代表什麼？ 答：多出的31萬人分三類：殘疾或慢性病令每週工作能力不足29小時的「部分工作能力者」；因傷病暫時無法工作、持醫生證明的康復期人士；以及每週工作少於全時但收入仍不足以維生的低工時就業者。澳洲統計局對「失業」的定義極為嚴格——每週工作一小時即算就業——令大量生活仍然困難的人被排除在官方失業定義之外，在就業服務體系裡卻仍然需要支援。問：澳洲就業服務外判化的邏輯是什麼？結果如何？ 答：霍華德政府在1998年廢除政府直營的CES，以市場競爭取代官僚體制，相信私人機構在誘因下能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結果是透過外判機構成功幫求職者找到長期工作的比率只有11.7%。2023年國會調查報告主席Julian Hill形容，整個體系是「低效、外判、碎片化的社會保障合規管理系統，偶爾才能幫到某人找到工作」。問：什麼是「撇奶油」（Creaming）和「泊車」（Parking）？ 答：外判就業服務機構的收入來自成功安置求職者的成果費，因此機構有強烈誘因集中資源幫最容易就業的人——這叫撇奶油。障礙最複雜、最難就業的個案則被放進「太難處理」的欄目，等候而不推進——這叫泊車。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誘因結構問題：在錯誤的付款機制下，每一個理性機構都會得出同樣的理性選擇，系統性放棄了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問：互惠責任（每月須提交四份求職申請）的要求為何失效？ 答：配額要求製造的不是真實的求職行為，而是求職行為的表演。求職者只要完成表格就能保留補貼資格，不需要真正有意申請那份工作，也不需要接受聘請。僱主因此收到大量不符資格的申請，甚至要親自簽署出席記錄，整個互動對雙方毫無意義。體系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在按規則理性行事，但規則本身在製造它試圖解決的問題。問：里斯活的改革提出什麼方案？有什麼空白？ 答：改革設三條服務路線：能夠自助的數碼用戶；需要面對面機構支援的人；以及障礙最複雜（涉及精神健康、家暴、無家可歸等）的密集支援個案。同時以個人就業目標計劃取代一刀切的求職配額。但改革有三個核心空白：路線三的付款機制仍在設計中、沒有具體就業成效的數字目標、啟動時間是2028年。每一個空白都是撇奶油邏輯重新滲入的入口。問：就業服務機構為什麼難以解決動機問題？ 答：在一個「做有36、不做有38」的福利社會，不工作在財務上可能比工作更划算。就業服務機構無法強制改變一個人的內在誘因，只能改變外在行為的代價。當一個人的個人就業目標就是「繼續領救濟、不上班」，任何評估工具都無法強迫改變這個選擇。這個問題不是執行層面的，是制度設計層面的——而制度設計的修改，在2028年之前不會發生。問：為什麼AI衝擊使現有的就業服務制度更加過時？ 答：AI 令一個高能力人才可以取代以前需要數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大量技能在2022年前仍然有市場的人，面對的是結構性而非週期性的失業。現有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在週期性失業的假設上——假設「今天你沒工作，遲早你有」——對技能被系統性淘汰的情況幾乎沒有工具。2028年才啟動的改革，要應對的就業市場，可能已經與今日大相逕庭。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2008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解密了一份束之高閣逾半世紀的機密文件。這份名為Simple Sabotage Field Manual （我稱為《軟對抗手冊》）的小冊子，由 CIA 前身「戰略情報局」（OSS）於 1944 年 1 月編寫，以多種語言印刷，秘密流入二戰歐洲淪陷區，供盟軍支持者閱讀使用。《軟對抗手冊》的核心主張卻是出人意表地平凡：任何一個普通公民，只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透過一系列完全合情合理的日常行為，就能拖垮一部政府機器。《軟對抗手冊》當中有一章建議八項「官僚破壞戰術」，相信大家看罷都會心微笑：一，堅持凡事必須經正式程序處理，絕不容許走捷徑。二，在會議上冗長發言，附以大量個人軼事。三，將一切決定交由人數不少於五人的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四，在工作會議期間提出大量不相干的問題。五，反覆地將已決定的事項重新爭論。六，對文書措辭斤斤計較。七，凡事呼籲「謹慎」，力陳不可操之過急。八，不斷質疑某項決定是否超出部門管轄範圍。每個行為單獨地看都完全合理，甚至可以說是稱職的表現。在當時的環境，抵抗運動成員一旦身份敗露被捕，結果必然是死路一條。因此，他們設計的每一種戰術，都必須讓抵抗運動的成員可以有「合理解釋」（plausible deniability），例如：謹慎是美德，程序是保障，委員會是集體智慧等。當體制內有足夠多的抵抗運動成員，而且能在一定範圍內，持續施行這套「軟對抗」戰術，將一千次看似合理的小小行政難題加起來，累積效應就令政府機器從內部癱瘓。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美國「非正規戰爭中心」（Irregular Warfare Center）取得並翻譯了一份俄羅斯編寫的現代版反抗手冊，在戰術上大量借鑒了這份二戰時期的 OSS 文件。俄方透過 Telegram 等平台廣泛傳播，指導烏克蘭境內親俄的平民如何在基層崗位上從內部瓦解烏克蘭政府的運作。但很少人會聯想到，這份《軟對抗手冊》也可能影響到北京對香港的統治策略。在我們一般人眼中，香港公務員體系，是港英殖民政府留下的制度遺產；一支在另一套法律框架、另一套行政文化、另一套價值座標下訓練出來的職業官僚隊伍。1997 年主權移交後，理論上繼續擔任特區政府的行政骨幹。在制度設計上，公務員隊伍被定位為「政治中立」，即是不依附任何政黨或意識形態路線；在西敏寺式的民主體制下，這種中立性是制衡與穩定的基礎。但從北京的組織邏輯去理解，香港的公務員體系實際上掌握了廣泛的行政酌情權。而且香港不論是公、私營部門，都與牆外世界保持千絲萬縷的關繫。香港雖然自我定位做超級聯絡人，但北京又是否信得過這套機器？如果我們以《軟對抗手冊》的角度分析，香港的公務員恰好是外部勢力影響中國的最佳入口；只需要每個公務員，在自己的崗位上謹慎地「按足程序辦事」，就已經可以拖慢北京的那一盤大棋。2019 年之後，更將這個矛盾進一步激化。當年不少公務員以「個人身份」聲援反修例運動；這是香港首次由政府內部發出集體異議的聲音。從那一刻起，北京進入了系統性整頓香港公務員體系的模式。不過，在 2019 年之前便已出現蛛絲馬跡。早在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期間（2012 至 2017年），已經提出政府架構重組，試圖在現有的三司十二局之上加設副司長層級，以增加政治任命的覆蓋面，從而在技術官僚機器之上，疊加更多政治上信任的控制。他也在多個公開場合批評立法會以「拉布」（程序性拖延）阻礙施政。他所描述的與《軟對抗手冊》的「官僚破壞戰術」幾乎逐點對應。我不知道梁振英有沒有讀過這份手冊。但既然有證據顯示俄羅斯對烏克蘭也有用上同樣的方法，所以亦有理由相信北京很清楚這一種內在擊破敵人的手段。香港執政的最核心代理人，某程度也應該會收到一些相關的指示。雖然很難肯定北京除了指示，還有沒有詳細去解釋當中因由，但既然在 2019 年之後北京指香港是「國家安全的短版（漏洞）」，所以有理由相信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和香港的官員，多少都會考慮到各種可能性。 2021 年 1 月，約 17.7 萬名公務員被要求簽署效忠聲明，承諾維護《基本法》及特區政府。政府明確警告，拒絕簽署者「嚴重令政府對其是否適合繼續留任存疑」，並可啟動程序終止服務。這是1997年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公務員忠誠度的系統性清查。同年 4 月，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駱惠寧，在國家安全教育日演講中首次公開提出「軟對抗」概念，明確區分公然的非法「硬對抗」，以及更隱蔽、更難以定義的「軟對抗」。此後，「軟對抗」成為香港官方話語的固定詞彙——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反覆提及。2023 年《施政報告》中，李家超正式警告「以『軟對抗』手段進行破壞的勢力，仍潛伏在我們社會之中」，並宣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部分目的正是針對「軟對抗」。然而，最令外界側目、也最被廣泛嘲弄的，是李家超在 2024 年 4 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上親口說出的一段話。他在描述當代間諜活動的威脅時，指出外國情報人員可以「以平民百姓身份結婚生子，幾年後才做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這段話在當時引發廣泛嘲諷。間諜結婚生子，在香港安居落戶，靜待時機；聽來像是冷戰驚悚小說的橋段，用來描述香港現實，令許多人覺得荒誕，甚至過度妄想。但如果北京真的擔心香港有「軟對抗」的潛在危機，李家超的講法就不只是簡單的「被迫害妄想」。「軟對抗」的核心設計原則，就是讓抵抗者以完全正常的生活為掩護；他們不需要做任何驚天動地的事。相反，只要繼續正常過活，在工作崗位上盡職盡責，只是在每個合適的時機，默默地堅守程序，呼籲小心謹慎，建議將問題交由委員會研究；這些看來最守規矩的人，反而就是政權心目中的潛在敵對勢力。很瘋狂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其後在另一些場合亦重申：「部分潛伏於本地的代理人，會利用專業身份或民生議題，以更隱蔽的『軟對抗』方式分化社會。」當時他舉的例子，是對政府政策提出法律質疑的學者。然而，最清晰、也最具決定性意義的一份文件，也是較少被深入討論的，是 2023 年 12 月更新的《公務員守則》。這份更新版守則，在保留「政治中立」字眼的同時，加入了一段措辭極為精準的表述：「公務員絕不能因為自己的政見而選擇性地拒絕、拖延或消極地執行個人未必認同的政府政策，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致使他人對政府採取不信任或敵視的態度。在任何情況下，公務員都不可直接或間接組織或參與阻礙香港特區政府施政的活動。」守則同時新增「效益為本及績效問責」的基本信念，明確要求公務員「絕不能只著眼程序和投放資源，更要切實解決問題，注重成效，為市民謀福祉。」請將以上這段文字與剛才《軟對抗手冊》的八式官僚破壞術逐條對照，你會發現驚人的相關之處。香港政府向來都有服務承諾，公眾對此並不陌生。因此，在參選時李家超一再強調「以結果為目的」，許多評論員和我都感到費解：「不是一直都有成效指標嗎？到底李家超想說的是甚麼？」傳統服務承諾，衡量的是「程序有否正確執行」。「以結果為目的」要求的是「問題有否真正解決」。換句話說，一個消極的公務員，完全可以在完美地執行所有既定程序的同時，讓所有政策都無法產生實際效果，這也是「官僚破壞術」八式最核心也最難以察覺的地方。所以，「以結果為目的」這句口號，不是出於管理效率，而是另一種在他們眼中的國家安全策略。問題是，當堅守程序可能被解讀為「消極執行」，批評政策可能被定性為「引起不信任」，公務員的理性選擇，就是盡量減少模糊行為，以「結果」表態忠誠。這也是目前特區政府的境況。長期以來，香港的政治討論習慣以「民主對威權」、「自由對安全」、「一國兩制的保留或侵蝕」等框架理解北京的政策。但是 2019 年後的整套政策組合，卻有點難以完全解釋。為何效忠宣誓和 KPI 同時出現？為何強調要警惕「軟對抗」？為何《公務員守則》更新的語言，偏偏如此精準地描述了官僚阻力的各種形式？但是如果從國家安全大於一切的角度去了解北京，包括對香港公務員體系的改變，上述的政策組合和官員的公開表態，就有了一致的內在邏輯。以上所提出的只是一套詮釋框架，而非定論。首先我沒有可能肯定北京有深入研究過 1944 年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這份文件，更加不知道目前香港公務員隊伍中有沒有甚麼軟對抗。但假如北京真的對香港既有的一套感到焦慮不安，可見將來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掌握了關鍵資源的公營機構、甚至是私人財團，都有可能被懷疑是在「軟對抗」，而他們也要終日在目前這種肅殺的氣氛裡，證明自己的清白。關於這個題目的 NotebookLM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Danny 在香港出生，但沒有出世紙。原因是他在家裡出生，沒有走完那一套制度程序。問題不只是父母是否願意去驗 DNA，而是我們的制度在甚麼時候，開始要求父母「持牌育兒」：生孩子要在醫院，讀官方認可的學校，一切醫療要有醫生紙作證等等。當然，制度設計背後有一定原因：出生登記和身份確認，是現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架構，從古代的編戶齊民到香港的抵壘政策。但是如果一個家庭能夠自費解決所有醫療和教育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堅持又是否合理？究竟是誰在定義「合格父母」的標準？濕疹和牙齒問題是「疏忽照顧兒童」的鐵證，香港有多少家長會在這個定義下被視為不合格？這個社會，從甚麼時候開始，認定了除了主流的育兒方式以外的人，都沒有資格做父母？主流不等於正確，服從亦不等於愛護。問：Save Lily 和 Save Danny 事件的核心爭議是什麼？ 答：從資料推斷，曾先生和關女士長期奉行自然育兒，在芬蘭的二女兒 Lily 因當局以疏忽照顧為由被帶走安置寄養家庭。回港後，三子 Danny 以在家分娩方式出生，因未進行官方要求的身份核實程序，至今沒有香港法定身份。事件同時涉及香港出生登記制度的法理邊界，以及跨國兒童監護權的爭議。問：要求在家分娩家庭提供 DNA 測試才可取得出生證，是否符合現行法律精神？ 答：出生登記制度的設計原意是以出生地點、日期和姓名三組資訊確認身份，並非以基因鑑定作為唯一標準。曾先生的立場是，入境處的要求可能超出法規的合理範圍，屬不合理地行使酌情權。關女士亦指出，就算是醫院出生的孩子，出世紙上的父親姓名同樣未經 DNA 核實——若要求在家分娩個案驗 DNA，邏輯上應一視同仁。這一質疑在訪問中未有獲得正面回應。問：自然育兒（Natural Parenting）群體的核心理念是什麼，他們為何不信任制度？ 答：自然育兒群體主張子女的成長應盡量遠離制度規範，保留家庭自身的信念和選擇。他們認為現代醫學和教育制度受政治力量滲透，已偏離純粹的科學與個人發展目標。這類家庭往往具備相當的教育背景，如曾先生本人是物理治療師。他們的決擇當中，那些屬個人價值領域，那些屬於非公共利益問題，是今次事件爭議的重點。問：這件事如何體現制度性的階級不平等？ 答：有財力的家庭可以在制度框架內合法地實踐非主流育兒方式，例如辦私校、聘私家醫生、完全使用私人醫療服務。一旦所有服務都是私人付費，政府介入確認身份的理據即告削弱。曾先生面對的困境，某程度上是財富問題：找到醫生開具在家分娩的醫生紙，便可繞過障礙；但這一解法對資源有限的家庭而言，本身就是另一道門檻。制度的彈性，假如只取決於個人與家庭的財富，結果就是大多數人只有接受為主流所安排的公共配套。問：陳志雲的訪問手法存在什麼邏輯問題？ 答：陳志雲要求被訪者在接受某個假設的前提下作答，而不允許對方質疑假設本身是否合理，這是一種虛假二分（False Dichotomy）；將「接受 DNA 測試換取出生證」與「堅持原則、犧牲孩子權益」設定為唯一選項。陳志雲的提問預設了現行制度的合理性，卻從不處理制度本身是否合理的問題；這種框架在大眾傳媒環境中很常見，但其背後是對主流規範的無條件背書。問：出生及身份登記制度的歷史根源是什麼？ 答：確認身份由古至今都是國家管治的核心工具，從中國古代的編戶齊民、香港殖民時期的抵壘政策，到七八十年代強制市民外出須帶身份證，背後的邏輯都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必須確認哪些人有資格使用，並阻截未經登記者。香港的抵壘政策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並非純粹出於人道考量；身份登記制度亦從來都是政治安排的產物，而非中性的行政工具。問：這件事反映香港社會哪種深層文化取向？答：事件折射出香港社會對不符合主流模式的包容度相當低；傾向要求他人配合制度，而非質疑制度的合理性。香港教育制度長期作為生產標準化人力資源的工具，教育局歷史上曾與勞工局同屬一個政策範疇；「上學」的目的從來不只是個人發展，而是社會所需勞動力的供應。這種服從威權的傾向是典型的東亞文化現象，在香港尤其明顯，令非主流選擇在制度和輿論上都承受更高的代價。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1996 年 9 月，昆士蘭一位炸魚薯條店的女老闆站在澳洲聯邦眾議院，說澳洲正在「被亞裔淹沒」。三十年後，她的新說法是：「很多新移民自己都支持『一國黨』，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一國黨」的民調支持度，一年內由 6.4% 飆升至 31%，首次超越執政工黨。「一國黨」堀起，背後是長期的不滿情緒；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速度持續增加，任何人都能把租金上漲歸咎於新來者；治安議題在恐怖事件後被放大；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劫持中產業主。紅橋最新 MRP 大型民調預測，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是 75 席。韓森那句「我不想讓這裡變成我離開的地方」呼應了很多人離港的感受。但一國黨把年度移民名額削至 13 萬的政策，針對所有移民，沒有例外。被主觀情感主導是一般人面對政治問題時最容易跌入的思想陷阱。Q1：一國黨的支持度為甚麼能在一年內由 6.4% 急升至 31%？多重因素疊加：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人數持續增加，租金飛漲令選民有具體的發洩對象；邦迪海灘恐怖襲擊事件令治安議題在情緒最高漲的一個月急速升溫；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針對中產業主、投資者和小企業主。聯盟黨虛弱，無力承接反工黨票源，一國黨遂成唯一夠大的情緒出口。紅橋5月民調顯示，一國黨在移民議題的處理能力獲 40% 選民認可，遠超工黨的 16%。Q2：韓森三十年來論述改變了甚麼，沒有改變的又是甚麼？改變的是攻擊對象：1996年說「被亞裔淹沒」，2016年換成「被穆斯林淹沒」，2026年改口說「移民自己支持限制移民，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沒有改變的是底層邏輯：對某一類外來者的系統性警惕，以及將其包裝成保護「普通澳洲人」的政治語言。她從未真正道歉或撤回任何早期論述。Q3：甚麼是 MRP 民調？它的預測對工黨有何警示？MRP（多層回歸後分層分析）以 6,015 名選民為樣本，針對澳洲的優先選票制度建模，比一般民調更能預測選區層面的具體結果。5月底紅橋與 Accent Research 的 MRP 顯示：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 75 席），一國黨中位數 53 席（由零起計），聯盟黨中位數 12 席。工黨執政多數僅餘一席緩衝。反對黨領袖泰萊在自己的選區 Hume，有 98% 概率輸給一國黨。Q4：青綠系獨立議員討論組黨，這不是自我否定嗎？正是這個矛盾最值得深思。青綠系的政治賣點，是「超越黨派、只向選區負責」。但工黨和聯盟黨聯手推行的選舉資金改革，為個別議員的捐款設上限，對政黨全國性開支則不設限制。兩大黨用制度設計壓縮獨立人士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用「組黨」這個方式反制。更深層的問題是：一旦組黨，他們的選民授權就從「超越政黨」變成「又一個政黨」，政治賣點從此消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特朗普訪華後美台軍售的暫緩，是否只是技術性問題？ 答：美國對台軍售從來都有政治考量。2000 年代陳水扁執政期間，美軍因不滿兩岸政策，曾將已購入的 AIM-120 飛彈存放在關島，待局勢和緩才放行交台。特朗普政府 2025 年以軍力產能不足為由暫緩部分彈藥軍售，同時在國防預算中保留對台援助款項，是典型的雙面政治操作，並非純粹技術問題。問：「支援維持現狀」真的等同於「支援台獨」嗎？ 答：從中共的角度，這個等式已在進行中。中共長期擴大「台獨」定義的策略，與當年將香港「高度自治」的含義不斷收窄如出一轍。任何不主動支持統一的立場，都可能被納入中共定義的「台獨」範疇。這不是假設中的威脅，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問：為何說1970年代的尼克遜訪北平，在美國社會其實並未獲全面支持？ 答：當時美國社會對於親近中共是有顯著保留的。正因為尼克遜本人是極端反共的人，他才能以道德高地為親中政策提供政治掩護。1979年中美斷交後，國會出現大規模反彈，廣東話僑胞和忠於中華民國的人士持續遊說，促成了臺灣關係法，彌補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後的缺口。問：中共的「長遠部署」是否真如外界所說的神機妙算？ 答：中共的戰略能力被高度神化。正如棋聖卡斯帕羅夫所說，不知道應該做甚麼的時候，首先要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中共真正的優勢並非精密的棋局計劃，而是清楚哪些錯誤不能犯——首要是避免蘇聯解體的命運。配合十六個政權安全範疇的持續備戰，這種見機行事的韌性才是其核心競爭力。問：台商對兩岸關係有怎樣的隱形影響力？ 答：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存在，早已超越商業功能，形成跨越地緣政治邊界的穩定力量。疫情後上海電子加工業萎縮，部分工廠從八萬人裁減至一萬人，當地區政府深感震動，折射出台商在中共管治結構下不可忽視的話語權。然而港商近年的處境同樣顯示，當中共的絕對控制意志凌駕經濟利益，這種話語權可以迅速消失。問：如何理解中共以「全過程人民民主」重新定義政治名詞的戰略意圖？ 答：中共透過重新定義「民主」「法治」「統一」等核心概念，試圖在全球敘事中建立詮釋主導權。就如同曾把三民主義改造成「新三民主義」，再把高度自治的實質抽空一樣，這種名詞戰的目標是讓中共對現狀的任何改動都可包裝成合理，同時讓反對立場失去國際認受性。問：破解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可能路徑是甚麼？ 答：中共民族主義的最大弱點是其存在危機——若非虛怯，便毋須不斷強調各種自信。主動爭奪「統一」的定義，而非被動抗拒，才是更有力的論述武器：以法律約束政府的統一，與以政府壓制人民的統一，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若中華民國能在國際上持續發出這種聲音，才是真正挑戰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切入點。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近日網上瘋傳，一個香港屯門中學的校長，在新加坡帶領遊學團期間，因為上落客問題，跟保安員起了口角。翌日，這位校長透過一間建制派網媒讀稿道歉。整件事從發生到平息，不超過四十八小時。表面上，危機處理尚算順暢；道歉本身也不是問題。問題出於當事人不但沒有向被辱的保安人員道歉，也沒有說清楚自己做錯了甚麼；這位校長模糊其詞，難免令人懷疑是否是香港公關的邏輯：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低調一輪，日後重出江湖。或許有人會說，畢竟道了歉，總好過死撐。但有影響力的人，公眾也有合理期望要求這麼人在公眾場所要有更高的行為標準；這不是苛刻，而是要每個人都知道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政府說，給你時間考慮，但八月前必須有答覆。這句話，在正常語境下叫咨詢。但對宏福苑居民，答案卻從來只得一個。既然沒有選擇，給予考慮的時間，是二次傷害嗎？香港管治的深層問題，最表面膚淺的一層，是系統性的虛偽；明明冇得揀，卻要包裝成有時間考慮。問題核心，是官員有權無責；當作出決策的人無需承受自己決定的代價，結果必然是道德淪亡。宏福苑居民在悲劇發生前已多次投訴、抗爭、嘗試走程序，政府部門互相推卸。悲劇之後調查委員會成立，卻無人真正問責；如今以「為你們盡快解決問題」為由，要求居民交出業權。或許有人會說：「政府已經在做事，安置居民、提供補償，總比甚麼都不做好。」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行動，而在於行動的目的是甚麼：是真正回應居民的需求，還是以最快方式讓官員向北京有所交待？兩者底層動機不同，最終結果也必然有所別。過去香港的制度，建立在社會的互信；信任，關鍵在於共同利益。舊香港對共同利益的默契就是我安居樂業，我交稅。這種關係雖然現實，但也是真正雙贏。現在的香港，無論如何都很難叫市民相信，掌權的人跟自己有共同利益。當越來越多人懷疑是否有共同利益，相信制度的人也越少。對大家都不再相信制度，社會就回到更原始的叢林法則，越多人無奈地接受誰大誰惡誰正確。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Peta Murphy 報告提出了什麼，為何三年後仍無法落實？ 答：2023 年，由工黨議員 Peta Murphy 主持的調查委員會報告提出三十一項建議，包括分三年全面禁止賭博廣告，獲議會全體議員表態支持。然而截至 2026 年，相關立法仍未出現，阿爾巴尼斯政府只推行了限制電視賭博廣告數量、上課時間禁播等輕微措施。報告落實受阻，主因是以前朝議員為骨幹的遊說組織 Responsible Wagering Australia 持續施壓，令改革難以推進。問：北領地如何成為澳洲網絡賭博的稅收樞紐？ 答：九十年代中後期，北領地政府以稅務優惠吸引網絡賭博公司進駐，形成監管套利：在北領地註冊的賭博公司稅款歸北領地，而非其他州份。如今北領地每年博彩業務營業額達420億澳元，但政府只收取約千九萬稅款。這個安排令北領地財政依賴賭博稅收維持，同時為全國其他地區的賭博公司提供了低稅庇護。問：澳洲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多少稅款，與社會支出相比如何？ 答：各級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約94億澳元稅款，其中角子老虎機貢獻54億澳元。這個數字約相當於澳洲全國傷殘援助計劃（NDIS）年度開支的五分之一。政府作為賭博稅的主要受益者，在結構上與賭博業形成共同利益，令收緊監管的政治誘因大為削減。問：體育聯賽的商業模式如何被賭博廣告改造？ 答：職業體育聯賽最初對賭博廣告持保留態度，擔心輸球後的賭博損失會損害球迷忠誠度。但轉播費收入加上賭博廣告贊助的實際利益，令聯賽逐漸接受並依賴這種收入。澳洲欖球聯賽和澳式足球聯賽每年從賭博網站和App收取數以百萬計的贊助，球場廣告板、球衣、轉播廣告全面滲透。整個產業鏈已深深與賭博掛勾，禁止廣告意味著切斷聯賽的重要財源。問：澳洲青少年賭博問題的數據顯示什麼？ 答：根據統計，過去一年有逾五十萬名十二至十七歲澳洲青少年參與賭博，合計損失逾千八百萬澳元。這個數字未計算在父母帳戶下進行的賭博活動。當家長本身視賭博為正常休閒，加上賭博廣告無分齡覆蓋體育直播，青少年從小建立對特定博彩品牌的品牌忠誠度，在合法下注年齡之前，選擇早已被廣告做好。問：禁止賭博廣告能否有效減少賭博問題？ 答：從禁煙廣告的歷史類比可見，監管有一定作用但非萬能。澳洲控煙政策（包括素裝包裝）在壓低吸煙人口比例上有成效，但邊際成本隨之急升。賭博廣告更難管，因為賭博公司可繞道——把廣告外判給Instagram影響者，透過體育贊助植入品牌，或以資訊提供者身份間接推廣。根本而言，禁廣告處理的是誘因供給，無法消除需求；只要政府仍作為既得利益者，執法動機本身就是問題。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賭博問題的數字規模有多大？ 答：澳洲人口不足全球0.5%，坐擁全球約18%的角子老虎機。2023至2024年度，澳洲人賭博損失超過320億澳元，人均蝕約1,521澳元。高風險賭徒佔澳洲成年人口16.2%，是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基準（1.2%）的十三倍。新南威爾士州平均每88人就有一部角子老虎機。問：什麼是「扮贏」機制（pseudowin），它對賭客有何影響？ 答：電子角子老虎機內置一種設計：當賭客投入一元，機器回吐七毫子，仍會亮燈、響鈴、播放勝利音效，因為在技術定義上賭客「中了獎」。但實際上蝕了三毫子。這種機制在數百次重複後，會將神經系統訓練成把損失感知為勝利，系統性地劫持多巴胺迴路。「near miss」（差一點）效應同樣被刻意程式放大，製造「再試一次就能贏」的強迫性衝動。問：為什麼說賭博稅是一種「累退稅」？ 答：賭博稅的稅基集中在低收入人群。角子老虎機密度在貧困社區比富裕地區高出最多十倍——費爾菲（Fairfield）是澳洲貧困率最高的社區之一，四分之一居民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同時擁有全國最高的老虎機密度之一，居民每年在此損失近七億澳元。政府透過賭博稅收取的財政收入，實質上是不成比例地從低收入者身上轉移。問：貴族休閒（Aristocrat Leisure）在澳洲賭博業中扮演什麼角色？ 答：Aristocrat是澳洲老虎機市場的絕對龍頭，持有約六成本地市佔率，在北美商業賭場老虎機市場亦達四成三佔有率，在美安裝機台逾七萬七千台。其五年標準化稅後淨利潤從8.6億增長至15.5億澳元。它把在澳洲社區俱樂部打磨出來的成癮設計，輸出至全球市場。問：什麼是賭博業的VIP制度，它的設計目的是什麼？ 答：VIP制度並非以高消費或技術水平為條件，而是以高損失為識別標準。一名因賭博盜竊入獄的人士揭示：他能獲得VIP禮遇，原因是持續大量輸錢；反之，長期贏錢的賭客會被賭場限制甚至拒絕入場。博彩公司透過演算法識別高損失賭客，再動用人力資源以獎金、配對充值、專屬客戶經理維護這段關係，目的是確保其持續輸錢並持續回來。問：體育博彩廣告如何精準針對男性？ 答：體育博彩廣告普遍以男性友誼和競技激情作包裝，把賭博呈現為「一班男人一齊睇波、一齊賭」的社群活動，複製啤酒廣告的情感結構。這種策略有統計支撐：九成體育博彩者為男性，70%已處於賭博傷害風險之中。「過關」（multi-bet）設計——任何一關斷纜全盤皆輸——是體育博彩版的偽贏機制，以超大賠率持續誘導加碼。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政治，不需要事實，不需要邏輯，只需要一個共同敵人。六十年前今天，北京大學出現了第一張大字報，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常被形容為瘋狂，但如果只說是瘋狂，我們就看不見運動背後的底層邏輯：集體無力感尋找人民公敵，過程的力量足以將一個社會的情緒推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狀態；而這套邏輯，亦不是中國獨有。正如 Eric Hoffer 在 The True Believe 所指，一場群眾運動可以沒有神，卻不能沒有魔鬼；神給人方向，魔鬼給人憤怒。而憤怒，比方向更能驅動行動。Saul Alinsky 的版本更實際：選定目標，鎖定它，使它人格化，兩極化。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最初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後來無限擴張；老師、鄰居、甚至父母，都可能成為批鬥對象。問題不是群眾為甚麼憤怒，而是憤怒有沒有一個面孔可以對準。六十年後今日 ，由嬰兒潮人口膨脹帶來的焦慮，換成了 Z 世代因為 AI 和經濟轉型的衝擊；大字報換成了更有效率的演算法推送，冷戰換成了中美角力的新版本；今日的批鬥大會不需要操場，評論區日以繼夜地運作。讀歷史的時候，我們或者會問：「他們為何如此瘋狂？」雖然說歷史不會重複，但總有教人似曾相識的畫面。所以對我們每個人，更重要的問題是：「假如在那個特定的環境裡，自己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人？」狂熱運動，永遠都是由最初認定的的清晰目標人物，慢慢延伸到其他不夠積極的支持者，再到保持沉默的旁觀者。當沉默本身，也開始顯得可疑，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不論真心抑或假意，所有人都要用盡 120% 的誇張去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製造和攻擊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甚至漸漸出現為攻擊而攻擊的情況。被統治者滅聲，可怕；但是被「被統治者」滅聲，就是荒謬得令人出冷汗。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用了個多小時，以下是我從今年 Google I/O 見到的五個趨勢：一、成本是 Google 的護城河大多數人看 AI 競賽，都在比較模型有多聰明、benchmark 有多高。Google 今次想說的，是另一件事。在前沿模型開發的三大公司裡，只有 Google 自己有 TPU、自己有遍佈全球的資料中心基建。最新的 TPU T8 甚至可以讓不同節點協同運算同一個訓練任務。若這個投資成功，Google 就可以用遠低於對手的成本提供同等甚至更強的 AI 能力。模型能力的差距，會隨時間收窄。成本結構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複製的；那是十年投資堆出來的；Sundar Pichai 在開場第一句就說，Google 在十年前已經 pivot 去 AI first。二、AI 開始理解物理世界現有的大語言模型靠文字關聯推理。你輸入文字，它輸出文字。World Model 做的是另一件事；嘗試理解物理世界的規律：兩個球撞在一起會怎樣，一件東西扔到地上會怎麼散開。這聽起來像是學術研究，但影響是非常實際的。Demis Hassabis 在台上示範的，是 AI 生成的影片不再出現違反物理的畫面。但我想到是更有意思的，在物理帶來製造應用的快速生成，例如用文字指令生成一個 3D 模型，然後讓 AI 模擬它在現實世界的物理表現，再輸出給 3D 打印機。設計、測試、製造，整個 prototyping 的成本和門檻，都大幅下降了。小批次生產、客製化產品、低成本試錯——這些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資源嘗試的事，正在變得平民化。三、搜尋從「找資訊」演變為「完成任務」Google 起家的是搜尋器。搜尋器的邏輯是：你告訴我你想要什麼，我給你一堆連結，你自己去找。這個邏輯正在根本性地改變。Google 今次展示的搜尋，不再是給你一頁結果讓你自己篩選。你可以直接說「幫我找一些符合某些財務條件的上市公司」，AI 幫你篩選、整理，輸出一個 dashboard，讓你追蹤股價。你可以說「幫我計劃這個週末和兩個小朋友去哪裡玩」，AI 根據你的 calendar、你孩子的喜好、駕車路線，幫你安排好整個行程。從而帶到下一點：「Agentic Commerce」。四、Agentic Commerce——交易佣金取代廣告收入廣告模式在 AI 助手的世界裡，有一個根本的問題。AI 對話在感觀上屬於私人空間，多數人不會接受硬插廣告，更不會接受 AI 助手在對話裡推銷。Google 的答案，是 Agentic Commerce。用戶在 Google 的生態圈裡搜尋、比較、決定，AI agent 直接完成交易，Google 按單收取佣金。Amazon、Best Buy、Walmart 已公開加入這個框架。每單賺少少，但規模夠大的時候，比賣廣告賺得更多，而且更直接、更難被用戶繞過。這是一個商業模式的根本轉變：從「讓你看廣告」到「幫你完成交易」。對 Google 來說，這才是 AI 時代真正可持續的變現方式。五、個人競爭力的定義正在改變Google 在 I/O 上說得很清楚：agent 不只給答案，還會幫你 take action。這句話對每一個在職場上的人都有實際影響。以前我們加入一個團隊，帶來的是技能和經驗。未來，競爭力的定義會加上另一個維度：你後面有多少個 agents 在幫你工作。整理資料、跟進任務、自動化重複工序；這些工作正在被 agent 取代，而懂得善用 agent 的人，等於同時操控了多個「員工」。不懂 programming 不是藉口；Vibe-coding 已經是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嘗試的入門方式。真正的問題，是你有沒有好奇心，去找到一件值得自動化的事，然後去試。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吸煙率只有8%，全球最低。同一時間，市面上有一半香煙是私煙，逃稅金額估計與政府實際徵到的煙草稅相若。澳洲控煙政策五十年，自十年前推出素色包裝（plain packaging）以及每年12.5% 的加稅，政策以市場拱手相讓予完全失控的地下經濟；澳洲最暢銷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是從阿聯酋走私入境。的彩色包裝品牌，成了澳洲最暢銷的香煙。電子煙禁令，帶來的問題更嚴重：澳洲緝獲的非法電子煙，是合法銷售量的175倍；禁令實施後，年輕人吸傳統香煙的比例反而上升。官僚不願面對的現實是：政府一直在將公共健康問題扭曲成社會治安問題，亦同時製造煙民與非煙民的矛盾和衝突，最終令控煙政策功虧一簣。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工黨財長查默斯形容 2026/27 年度預算案是「幾十年來最雄心勃勃的改革」；資產增值稅從 23.5% 跳至 47%、負扣稅覆蓋現有住宅、酌情信託設 30% 最低稅率，三招加在一起，精準打中澳洲中產和夾心階層每個財富積累環節，而這批人亦正是是澳洲社會服務使用最少、稅基貢獻最高的群體。究竟執政黨是不知民意還是為勢所迫不得不釜底抽薪？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朝貢制度運作了一千多年，外國使節帶著禮物遠道而來，天朝以禮相待，賜宴賜禮，面子給足。美國代表團每個人都帶住自己具體而現實的要求。黃仁勳要賣晶片；Tim Cook要保住生產線；銀行家要市場；波音要飛機訂單。名單本身就是告訴大家，哪些行業中美之間還有生意可以談，哪些已經沒得傾。Google 沒去、OpenAI 沒去；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雙方都清楚那些領域根本沒有現實可行的交易結構。Nvidia 實在太需要增長和市場佔有率，美國政府也要那 15% 的晶片出口特別關稅收入。很多分析將會面視為中美關係回暖，是過份解讀，也是老一派分析常犯的錯誤。至於北京，也拿到了它們要的：特朗普親口說一句不支援臺獨。中方任務完成，但真正的商業利益，從來都是另外一件事，也是千百年來矛盾的根源；隨團財閥能否各自取得所要的，難以一既而論。朝貢制度，天朝從來不在於拒絕對方，而是完全無視提出過的要求，自說自話。甚至乎覺得：在這裡吃最好的一餐，已經給你面子，還想要利益，是不君子，不夠朋友。無錯，天朝的思想，應該這樣解讀。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高市早苗（Takaichi Sanae）訪澳除了新聞花邊的麝香瓜和 AC/DC 鼓皮，真正的重點是她在日語記者會親口說出「準同盟」三個字。三菱重工護衛艦合同、能源安全聯合宣言、網絡安全框架等難免會引起中國的反彈。究竟現實主義學者的批評有沒有道理？又或者我們正在見證著另一個地緣政治局勢的新常態？問：高市早苗這次訪澳的真正背景是什麼，單純是50週年紀念嗎？ 答：奈良條約五十週年是外交理由，但真正動機是目前的世界局勢，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伊朗戰爭爆發後這條石油要道實際上已封鎖，日本原油供應嚴重依賴這條通道，澳洲液態燃料進口亦受影響。危機令澳洲意識到，自己在中東幾乎沒有直接影響力，必須依賴貿易夥伴——尤其是日本——協助疏通能源通道。問：「準同盟」這個定性有什麼獨特分量？ 答：關鍵在於是日本首相在日語記者會上主動說出，而非外界詮釋。與「特別戰略夥伴」相比，「準同盟」意味著隱性義務：若日本捲入衝突，澳洲不能說「我們只是買了幾艘軍艦」就袖手旁觀。澳洲外長黃英賢（Penny Wong）和國防部長馬利士（Richard Marles）均沒有否認這個說法，沉默本身就是一種背書。問：護衛艦合同為何被視為里程碑，而不只是一筆軍購？ 答：這是澳洲首次向日本三菱重工採購最上級護衛艦，突破了日本以往對武器輸出的限制。更深層的意義是，高市早苗在記者會上提到，目標是在印太建立共同的造船維修能力網絡，澳洲可能成為其中一個節點。賣軍艦即是賣設計底蘊，這種分享只會發生在準同盟層級的關係裡。問：雪梨大學教授古倫的批評是什麼，為什麼他的論點有盲點？答：古倫擔心澳洲被動捲入未經充分思考的衝突，尤其高市早苗立場鷹派——曾下令軍艦穿越台灣海峽，選在《馬關條約》131週年當日，具挑釁意味。但古倫的盲點在於，他把北京的強制行為與日本的鷹派化並列為平行現象，而非因果關係。正是中共系統性的軍事壓力和威嚇，才迫使日本走向更強硬立場。「雙方都要降溫」的均衡論述，在攻守不對等的情況下，實際效果是要求被威嚇的一方讓步。問：澳洲有沒有能力兌現準同盟的承諾？ 答：有三個明顯缺口。第一，澳洲燃料儲備嚴重不足，一個連自己能源安全都難以保障的國家，可信度成疑。第二，AUKUS核潛艇計劃面臨延誤風險，甚至有前官員提出考慮向日本租借潛艇——租借關係的出現，恰恰說明「準同盟」已不只是感情，而是相互依賴。第三，整個結盟框架從未經過公眾討論，五層文件堆疊都是官僚程序悄然推進，民主問責嚴重缺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Compiled revised essay with three targeted corrections applied香港舉世聞名是低稅率；薪俸稅封頂在百分之十五，沒有消費稅，沒有資本增值稅。但是有一種稅，很多人都知它的存在但很少有想像到影響有多大，那就是租金、樓價等等加起來的「土地稅」。所以，香港的稅一點都不低，民眾就算不知道問題的底蘊，但是也有一定的直覺。自從 1997 年，特區政府和政工作者時常有意無地將矛頭指向地產發展商，後來甚至將地產霸權這個詞語炒作到街知巷聞。但了解到香港的利益和權力結構就知道，地產霸權，最核心的就是政府。由 1997 年至今，香港中位家庭月入名義升了約三分之二，但扣除通脹，實質購買力幾乎原地踏步。同一時期，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顯示，四百三十平方呎以下的細價樓，由 2003 年低點至 2019 年高峰升超過六倍。家庭入息沒有增長，但住的地方升了六倍，而那筆「差價」，就在每個月的租金裡，無聲地轉移了出去。土地收入佔政府總收入比例，由 2000 年的 21%，升至 2023 年的 38%。這並非單純的市場結果，因為香港從來不是一個自由土地市場；政府擁有所有土地，透過批地、補地價、差餉、印花稅等，政府在每個環節都抽取了土地增值。問題是：「這筆錢流去了哪裡？」在影片中忘記了說，在港英時代尤其是主權移交前的過渡期，大量的土地收益被鎖在土地基金，也就是當年被形容為「埃及妖后的嫁妝」的巨額財政盈餘，而這筆錢到後來就是被特區政府用各種方法蒸發掉。政府不斷膨脹，但民怨卻不斷增加，兩者的關連就是：分配傾斜到少數人手上。道德經裡最有智慧的一句是：「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現代一點的講法，就是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家 Henry George 的論述：當土地增值被少數人壟斷而不是回流社會，增長與貧困便會共存。香港無錯有公屋，有廉價醫療，有免費教育，但新加坡有同樣的公共服務，而且還多了一件香港沒有的核心設計：八成市民以大幅低於市場的補貼價格擁有住房。兩個城市，政府都擁有所有土地。分別只在於：那筆土地租值，最終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結果的差異，也是非常明顯；新加坡中位家庭實質收入在過去十年持續增長，而香港卻仍然是零。當然，新加坡也有它的問題，那可是另一個節目的題材。香港的核心矛盾，是北京的統治者以及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如董建華、梁振英，一直想將香港改造成新加坡。一屆又一屆的政府，一代又一代的政工作者，除了挑起民眾與地產黨的利益矛盾衝突，卻未能成功改造。以水泥搭建出來的經濟增長是低質的；香港大量的經濟價值被困在土地和住屋，造成實質產業發展的遲緩。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假如今日要記住一個政治的現實，尤其是在香港，人數幾千到一萬人，利益高度集中的共同體，往往比幾百萬分散的市民，有更大的政治動員能力。集中的利益，有組織、代表、渠道；分散的需求反而更難凝聚力量。這種權力與利益的結構，在土地、公用事業、各種受規管行業都重複出現。的士牌照只是其中一個特別清晰的案例，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點解聯儲局換主席唔代表一定可以減息？答：聯儲局實際上只直接控制聯邦基金利率，亦即係銀行同銀行之間最短期嘅隔夜拆借息。實際嘅市場短息同長息都係由銀行體系同市場決定。如果主席想壓低長息，要主動去市場買資產——即係 QE。而家聯儲局係處於相反嘅縮表（QT）階段，要轉向 QE 係結構性轉變，唔係單純發個鴿派聲明就做到。所以「換主席就減息」嘅期待，可能會撞到聯儲局現有 board 嘅實際限制。問：Bessent 講「錯失窗口」係咩意思？ 答：2025 年 6 月，美國財長 Bessent 喺 CNBC 訪問入面公開批評前任財長耶倫——2021 年聯邦基金利率近零時期，30 年國債孳息率得兩釐左右，當時應該 term out，將短債轉成長債鎖死低息。耶倫嗰時冇做。所以而家美國政府每年要 roll over 十萬億美元嘅債，每次重新拍賣都會以較高利率成交，慢慢蠶食加權平均嘅票面利率。Bessent 嘅 bill-heavy 策略本質上係押注聯儲局將會減息——如果押中，省息開支；押唔中，加快惡化。問：美國國債嘅買家結構係點變化？ 答：2008 年金融海嘯前後，外國央行（中國、日本等）持有美國國債嘅比例接近 50%。到 2026 年初，呢個比例跌到 30% 以下。雖然外資持有嘅絕對金額仲喺度創新高（接近 9.5 萬億美元），但係美國國債嘅總額由 2008 年嘅 6.4 萬億升到 31 萬億——所以相對權重大幅下降。邊際買家由 price-insensitive 嘅外國央行，變成 price-sensitive 嘅 hedge fund、退休基金、銀行。呢個係 term premium 而家係正數、長息持續向上嘅根本結構性原因。問：點解我哋仲叫美國國庫債券做零風險？ 答：零風險嘅意義唔係話美國政府冇可能違約——任何政府都有系統性風險，呢個係常識。零風險嘅實際意義喺於 operational convenience。如果你經營一間用美元做生意嘅金融機構，你嘅 funding 同 lending 都係美金，你需要持有美元計價嘅資產去配合資本比例要求。美國國債喺所有美元資產入面，係 conversion loss 最低、流動性最高嘅選擇。所以「零風險」係相對於 operational alternatives 而言，唔係絕對嘅 absolute safety。問：三個 scenario 入面，普通人嘅處境分別係點？ 答：最好嘅情況係物價同資產價格繼續上升一輪，但人工追唔上——靠出賣時間勞力為生嘅人變得更貧窮。次壞情況加埋資本成本上升，零息環境下苟延殘喘嘅殭屍企業爆煲，但有現金嘅大公司可以做 consolidation 接收 distressed assets。最壞情況係 10 年國債息升穿 6 釐，聯儲局被逼啟動 yield curve control 或者新一輪 QE——呢個時候黃金、Bitcoin、白銀全部被重新定價向上。三個情況入面，最受傷嘅都係冇收入流而淨係持有資產嘅人。問：點解儲蓄已經唔再係足夠嘅退休策略？ 答：傳統嘅「財務自由」計算建基於利率追得上通脹，加上一個 4% 嘅提取率。但係當通脹持續高過利率，個 buffer 跑得慢過你嘅日常支出，你就會被迫變賣資產去 cover 開支——呢個就係 distressed selling 嘅起點。最痛苦嘅地方係，被迫沽嘅時機，通常都係下一輪資產升浪開始之前。儲蓄係防守工具，但喺通脹大過利率嘅環境，純粹防守唔再夠用，需要 offensive 嘅 income flow 配合。問：個人喺呢個環境應該點 position 自己？ 答：核心原則係：收入係進攻力量，財富只係防守。如果你淨係持有資產（樓、股、儲蓄）但冇 cash flow，喺百物騰貴嘅環境你會被迫變現。所以重點唔係儲幾多，係建立可持續嘅收入流——專業技能、生意股權、有派息嘅資產、租金收入。形式唔重要，重要係佢能夠跟住或者跑贏緊個生活成本嘅升幅。同時，你揀緊嘅資產應該有內在現金流回報，唔係淨係靠資本增值——呢個區分喺一個 nominal-vs-real return diverge 嘅環境特別重要。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中國人均肉類消費量，由 1978 年每人每年 9 公斤，增長到今天超過 70 公斤。這個數字不需要太多解釋。當有能力的時候，人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多吃肉。這不是西化，不是崇洋，這只是人在不再飢餓之後的自然反應。但最近中国出現一種聲音說：「中國人自古有自己的飲食文化，豆腐配米飯，穀物配豆類，這是傳統，這是智慧，這是千年農業文明的結晶。推崇蛋白質是被西方洗腦。」這套說法的問題，不在歷史；無錯農業社會的人長期以植物蛋白為主食。問題在於，這個事實背後的原因；將「沒有選擇」的歷史，重新包裝成「主動選擇」的文化認同，在任何時代都是宣傳的基本操作。更耐人尋味是這波言論出現的時間點：中國大豆進口依賴超過80%，2025年貿易戰升溫後美國大豆進口幾近歸零。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宣傳「中國傳統飲食更健康、不需要西方蛋白」的論述，是否又有點巧合？飲食，從來都是政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演算法的本質，就是將「從現狀到目標」的過程寫下來，然後讓機器重複執行，不需要執行者思考。問題在於，這套邏輯一旦倒置在人與 AI 的分工裡，就出現了一種荒謬：AI生成設計，人負責把結果「搬」出去——格式化輸出、確認、點擊發送，充當機器的打雜（transport layer）。每個步驟都沒有思考，因為思考已外包。工具的進步確實解放了重複勞動，但設計的能力需要持續操練才能維持。幾何學之所以是計算思維的最佳訓練，正因為它不讓你跳過中間步驟——你必須自己走過每一個推論，才算學會。真正懂得用 AI 的人，會與機器討論方法、挑戰假設，甚至是要 AI 解釋它思考和執行的過程，然後從中反向解構出各種不同的「演算法」。以下就是其中一例（在影片中我提到做 summary 的演算法）：首先是「高維度的整體流程」：不論是影片還是文章，將原始內容視為一個 token 序列，逐段形成「局部理解」，再在更高一層上壓縮成「全局結構」。可以粗略分成四層：* 解析層：把內容切段、標記說話者、時間、段落邊界。* 理解層：在每個小段落內抽出命題（who/what/when/why/how）。* 結構層：把命題聚集成主題、論點、因果鏈、時間線。* 壓縮層：依照指定的用途與風格約束，將結構壓縮成目標的摘要形態。然後是逐字稿摘要。假設是字幕或逐字稿，步驟如下：* 分段與標記；先按「自然語意斷點」分段，通常以 1 至 3 句為單位。* 根據每個分段的「局部理解」寫成「微摘要」；並標記該段的功能，例如：陳述事實、提出論點、舉例、反駁、轉折、結論等。之後就是在更高一層上，聚類與排序，並找出每個分段中，主要實體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例如誰對誰做什麼，在甚麼條件下，結果是甚麼等？根據以上結構，整體出以下元素：* 背景與問題設定* 核心論點（1、2、3） * 反駁* 結論當然，你也可以簡單的輸入叫 AI ：Please summarize for me _________ 。但如果你想每次得到的輸出比較一致，下次可以在 AI 給你滿意答案之後，請它解構自己是如何完成你所交代的任務，將過程寫成可以重覆使用的 skill ，同時也提升自己思考程序的能力。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你買私煙，其實係資助緊⋯⋯香港一包合法香煙，要90幾蚊。過咗關口，同一包煙只係 20 至 30 蚊。唔使學過經濟學都知呢個價差代表乜。2024 年，香港海關三萬幾宗執法個案，有 68 %係走私煙。2025 年仲多。海關每年緝獲六億支，只係冰山一角，截唔到嘅係冰山底下，先至禾味。問題係：呢啲走私煙係邊度嚟嘅？然後你諗一諗，全球最大嘅煙草公司，究竟係邊一間？有邊一間公司，可以每年向北京交超過兩千億美元嘅稅收？香港控煙最基本嘅工具：加稅、禁煙、大圖大字警示；偏偏中国過去二十年來，逐樣逐樣阻擋。中国 2005 年簽署 WHO 嘅控煙框架條約，但翻譯嘅時就用咗中国式嘅方法。後來中央政府想立法控煙，竟然被全國人大阻止。地方政府逐個城市想控煙，點知一樣被阻。但係，點解香港就禁電子煙又大幅加煙稅，加到明明係全世界吸煙率最低嘅地方，偏偏又係私煙問題最嚴重嘅城市？簡單嘅經濟學話我哋知，煙稅加得太高，自然會搞出呢個局面。但如果你再問深一個層次，就係啲私煙係邊度供應，成個故事忽然立體咗。2019 年，我見有人喺Facebook貼圖話：「香港買煙等於支援特區政府」。嗯，買走私煙，可能只係支援另一個政府。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今集的內容很多、很長，我也說了很多。以下的文字，是節目結束後我的補充。沒有時間去聽的朋友，可以先用幾分鐘去閱讀這短短的文字分享。澳洲的 NDIS（國家殘疾保險制度）也只不過是世上眾多「好心做壞事」的其中一例，但我想借這個例子去解釋，為甚麼選舉政治只是民主社會其中一個元素；是必須的，但不完全的（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北韓有選舉。很多威權國家都有選舉。但威權政府最無法容忍的，不是選舉投票，而是言論自由。單從這個不對稱，已經說明了一切。選舉的功能，說到底只有一個：告訴當權者，我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把你趕下台。這本來是一種約束機制，而不是一種「表達」機制。你投了票，不代表你說了什麼；你沒有投票，也不代表你放棄了政治。真正的政治參與，始於公民能否理智地說清楚問題所在，而不是簡單的你支持哪一隊。可能有人會說，選舉至少能讓壞的領導人，兵不血刃地下台，這總比沒有好。這是對的。但這個邏輯的前提是，你知道誰是壞的領導人，以及為什麼他壞。知情這個大前提，依賴是言論自由的空間，以及理性的討論。假如有言論自由但沒有理性討論的能力，那只是率性的鬥誰的音量最大，結果就是讓固化的利益結構，更穩如泰山。回到 NDIS 的討論。2021 年，澳洲聯邦政府已看出 NDIS 快要失控，提出改革。當時在野的工黨影子部長卻稱改革聲音是「全面攻擊」，發動業界反對。四年後，工黨的在野部長先是做了 NDIS 部長，然後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爛攤子。繼任人推出的改革，方向與四年前幾乎一模一樣，代價卻已翻了幾倍。選舉政治之所以難以根治腐敗，根本原因在於政客是代理人，不是主人。代理人服務的，是能給他最直接利益的人：有組織的遊說群體、有動員能力的業界、有選票集中效應的受益階層。廣大納稅人的利益是分散的，每個人的損失太小，不值得花時間去動員；而既得利益者的損失是集中的，他們有足夠的誘因去反撲。這種利益集中程度的不對稱，在任何制度下都成立，與政客是否清廉無關，亦與政制是否有民主選舉無關。更深層次的陷阱是，每次「改革」往往製造新的既得利益。政府為了整頓無牌供應商而設立登記門檻，結果能夠過關的那批人，就從競爭者變成了改革下的合謀得益者，從此成為維護這道門檻的最忠實盟友。監管越嚴，業界整合越快；整合越快，政治結盟越牢固。改革者以為自己在收窄漏洞，實際上是在鞏固一個更細、更有組織、更難撼動的既得利益階層。真正的出路在哪裡？首先要承認：沒有捷徑；但有條比較誠實的路。真正的民主社會，並非在投票站裡，而是在公共輿論，是全天候 24 小時的監察。最基本是錢為甚麼、去了哪裡、誰在背後受益等。當然，這種功夫是很費力，也不如罵幾句政客來得痛快。但這是唯一真正讓既得利益者感到威脅的事。將分配利益的權力交托予政治代理人，無異於「叫狐狸去看守雞棚」；有些人覺得某些狐狸比別的狐狸更可信；假如出了問題，就換隻狐狸試試。讓我說得更直白：「A黨、B黨、C黨⋯⋯說到底只不過是『死法』（宰割的手法）有分別。」這幾天我也在反省一個問題。當我說選舉政治的結果，最終都是一樣，有些人覺得很奇怪：「怎麼可能？我支持的那個政黨，主張明明就是不一樣。」每個政黨都有它的支持者，認為自己才支持的，就是跟對方的、別人的截然不同。我所講的「一樣」，所指的是那種以權力換取利益和支持的現實。說到這裡，不如讓我引用 Bastiat 在 1848 年所寫的一句作結：The state is that great fiction by which everyone tries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everyone else.我粗略的翻譯就是：政府，是個讓所有人都以為可以佔到便宜的幻想。當然，有些人覺得，自己只是不想被別人佔便宜，所以支持某個政黨，天經地義。我明白這些朋友的感受。可惜，他們所支持的那些政黨，卻不是吃素的狐狸。剛才提到「誠實的路」，就是不必由政府去做的事，都交回公民社會和社會去做；不應由政府去做的事，明文禁止政府僭越擴權；並且緊記，政府永遠都只是必要之惡。必要之惡，就是惡；制約這惡，必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否則，就應驗了 Lord Acton 權力腐化的那句名言。權力腐化的過程跟通往地獄的路都是一樣，由善意築成。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